创造与传统--新世纪哲学断想

本文从传统与创造、批判与继承、理想与现实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哲学的不同取向.作者指出,中国哲学重传统,西方哲学重创造;西方学术传统蕴涵有"否定"、"批判"的精神,中国学术更重视发扬继承.中国哲学强调"接着做",欧洲强调"重新做",但两者都是"从头做",有异曲同工之妙.     

论《安全生产法》对运营性道路交通事故的适用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并非意味着在法律适用中,特别法完全排斥一般法的适用,而是指两者在同一事项上出现不一致的规定而又不能同时适用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安全生产法》第2条第2款并非意味着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而排除《安全生产法》的适用,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道路运输企业既要遵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特殊性规范,同时也要遵循《安全生产法》的一般性规范。由过错导致的运营性道路交通事故同属《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安全生产法》的调整范围,因此既是道路交通事故,又具有生产安全事故的属性,故对于该交通事故应同时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安全生产法》,分别追究驾驶人员的"交通肇事责任"与交通运输企业的"生产安全责任"。     

道德绑架为何难以避免

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现有的报道与研究大多对施事方持批评态度,这既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直觉,更回避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实质.种种道德绑架得以进行,均需要预设以下核心论证:从道德上的好推出道德上应该做;从道德上应该做推出不做就应该被谴责;从应该被谴责推出对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替受事方辩解的阐述大多反对核心论证中的第二个命题,希望以此阻断核心论证,中止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以及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方式无法彻底阻断核心论证.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知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坚定走好新时代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阶段,给我国宗教指明的根本方向,提出的殷切期望,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     

尤权在京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202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在京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尤权向班禅和藏传佛教界人士祝贺春节和藏历新年。尤权肯定了班禅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希望他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要进一步加强宗教知识学习,持续提升佛学造诣和宗教修为;要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做出新成绩。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一)

希伯来文明以＂信＂为其特征,希腊文明以＂知＂为其特征,而中华文明则以＂行＂为其特征。就如谢扶雅所指出的,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知与行的分野。西方重求知,中国重践行。中西文化之不同,可以说是在＂实然＂（to be）与＂实行＂（to do）之间的分野,中国人对于＂实然＂立即看作＂应然＂（ought to be）。     

徐晓鸿牧师出席“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18年1O月13日至14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晓鸿牧师,出席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徐晓鸿牧师在会上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督教发展的四个阶段,明确提出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宗教理论引领我国基督教发展的历史经验。     

“普陀山·寺院管理”系列之十 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普陀山全山寺院的功能定位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普陀山现已修建开放的佛教寺院有50多处,由普陀山佛教协会（以下简称“佛协”）和寺院僧团两套组织构成了整体寺院群。佛协是管理服务实体,僧团是宗教修行组织。这样的组织定位,既符合现代社会团体管理要求,又继承了传统佛教丛林管理模式。全山寺院（单位）功能与定位也各不相同.     

月览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务院新闻办11月15日发表《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白皮书包括前言、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备民族语言文字广泛使用、宗教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等部分。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