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的同感现象学是先验的吗?

由于对《观念Ⅰ》时期胡塞尔根本立场的不完全理解,施泰因的同感现象学的研究起点与研究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一方面,同感现象学研究的起点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式的,这意味着对同感现象学的本质分析将集中于现象学还原以后的纯粹意识领域;另一方面,同感现象学研究的目标或意图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实在论现象学式的,或者是一种"现象学的实在论"。施泰因从根本上拒绝将构造问题与"观念论"的立场相联,最终,她所发展的就既不是传统的实在论,也不是传统的观念论,而是一种特殊的、温和的先验观念论。     

哲学的任务及其与科学、外在世界的关系——访丹·扎哈维教授

丹·扎哈维(Dan Zahavi,1967-),目前享誉英美和欧洲的中青年现象学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终身哲学教授,主体性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胡塞尔学者克劳斯·黑尔德(KlausHeld)的弟子。扎哈维近年来活跃于现象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领域,在该领域产生了一定的     

三类多层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比较

比较了贝叶斯法、Monte Carlo法和参数Bootstrap法在2-1-1多层中介分析中的表现。结果发现：1)有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法的中介效应点估计和区间估计都最准确;2)无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法、Monte Carlo法、偏差校正和未校正的参数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点估计和区间估计表现相当,但Monte Carlo法在第Ⅰ类错误率和区间宽度指标上表现略优于其他三种方法,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在统计检验力上表现略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但在第Ⅰ类错误率上表现最差;结果表明,当有先验信息时,推荐使用贝叶斯法;当先验信息不可得时,推荐使用Monte Carlo法。     

交道性世界中的生命沉沦及反向运动之可能——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

青年海德格尔在"那托普报告"中突显出一种全新的功用性交道世界观。在这里,本体论被建构为生命活动的存在论,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你的存在方式就是我照料故我在。并且,我们交道故世界在。可是,这个交道性的周围世界就是沉沦。由于生命此在的个体已经将自己交付于交道性的非本真的关照性在世,所以他必然失去本己性的独立性,只是作为常人沉沦于世界。     

当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探源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1inguistic turn)”,这几乎已是众所周知的论断。与此相对应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存在论向近代的认识论、由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两次转向。我以为这一论断似乎并未揭示出更为深刻的一面——决定这两次转向的原因是西方哲学的知识主义倾向的演变。所谓知识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传统,它把世界、人、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的存在者作为知识的对象,以理性论辩的方式进行探究。从思想成果来说它以知识为中心,包含了对知识之基础与发生的思考;从思想方式来说,它以理性为原则,涵盖了对理性的历史考量。     

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

在本世纪,语言哲学对古典心智哲学的批评常常被理解为哲学范式一个不可逆的决定性转向,即从主体哲学转向了交互主体性哲学。这一转向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中不断得到认同。因此,阿佩尔鲜明地倡导先验哲学向交互主体性哲学的转折。不是单个的、自我-意识自我,而是语言共同体,即交互主体性,才应被看作为基本的先验框架。阿佩尔和哈贝马斯都认为,哲学范式的这一转变对现象学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挑战,并且,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讨论的结果经常是否定性的。他们把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成是古典主体哲学最后一次也许是最有力的尝试,并竭力揭示其唯我论的荒谬和困境,希望借此来显示他们自己的倾向的合理性。简而言之,他们声称,胡塞尔所运用的真理和意义概念无视其内在的交互主体性特征;胡塞尔的理论不能解释那种表征交互主体性的特定的主体-主体的对称性关联,它完全受制于一种唯我论的、定位于主体-客体的意向性概念;并且最后,胡塞尔自主的主体性概念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远非自我一般(sui generis),而只是那个更为基础的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现象学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根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已从“先验现象学”转变为“存在论的现象学”,这就是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这种转向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三个重要发现”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和生存论根基的追问上:1.胡塞尔把意识的意向性作为最后的根据,海德格尔则强调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超越性对一切意识行为和实践行为的意向性的奠基作用;2.与胡塞尔把感性直观作为范畴直观的最后根据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都不具有源始性,因为它们都奠基于此在的“存在之理解”,都只有在生存论的“理解”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3.与胡塞尔强调本质或范畴的先天性不同,海德格尔把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最终归结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别”。     

中国古代"恶"之存在论与价值论探讨

从存在论角度来说,人的本质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构成中国古代性恶论的前提和根据。从价值论层面而言,古代性恶论者主张抑恶扬善或存善除恶。这就导致古代性恶论的悖论,一方面在存在论上肯定"恶"有存在的事实和根据,另方面在价值论上却否定"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正是因为性恶论者最终的价值取向是使人成善、为善,性恶论和性善论在善恶问题上是殊途同归的:在存在论意义上是殊途——性恶论者道性恶而性善论者道性善,而在价值论意义上是同归——为善。但在去"恶"、除"恶"的正统思想之外,宋明时期的功利学派却不同程度地肯定了"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发现”康德先天观念综合与商品交换关系现实抽象的关联——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

索恩-雷特尔第一次明确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重新解读康德的"认识论革命",在他这里,康德的认识论构架本身是商品生产中发生的特定历史结果,知识的形式能够先验于感性世界,恰恰因之于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的历史性挣脱和分离。这种分离遮蔽了劳动创造性关系在商品交换活动的现实抽象所生成的一种构序社会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先验性,而这种社会先验才是康德-黑格尔先验观念的真正根据。索恩-雷特尔第一次指认了商品交换中发生的现实抽象并不仅仅是主观思维的活动机制,作为概念生成的真正劳作工地是发生于社会存在中的一种客观抽象,恰恰是这种现实抽象建构了先验的社会生活形式,并由此规制了思维形式的主观抽象活动以生成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