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国家,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从西晋起两国的佛教就开始有了交往,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当时来唐学习和巡礼的     

保禄是谁？—圣保禄与神学的身份

天主教会将2008年6月28日至2009年6月29日定为庆祝保禄宗徒诞辰2000年禧年。有人说，没有保禄，就不会有后来的基督教，这个结论或许过于大胆和独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保禄对后世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至深。对此，我们只要想一想西方拉丁教会的奥斯定，及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想一想东方希腊教会的克里斯索斯托姆，更后来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及现代神学中的存在主义路线就够了。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审美杂交”——概论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艺术思想演变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是审美思想、人文文化强烈动荡的时期,又因为这种动荡是猛烈、迅速、非连续的,从而导致审美融合的杂和共存状态——审美杂交。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战乱时期、半殖民地时期、文革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

来华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是一个长期未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本文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和梳理，试图勾勒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的整体概况，进而揭示来华传教士所采取的“文字传教”方式的历史意义。     

南宋文化视野下的周必大研究——“周必大与南宋文化暨周必大诞辰88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15日至18日,由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吉安市政协庐陵文化研究会,吉安县人民政府以及张浚张縂思想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周必大与南宋文化暨周必大诞辰88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地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报刊媒体单位的代表8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周必大与南宋文化"这一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     

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

先秦儒家音乐"中和"审美观是在长期的乐教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孔子之儒家继承了西周雅乐"尚中"、"尚和"的审美趣向,倡导"中庸"的音乐审美标准,提出了文质中道、尽善尽美、节情适度的"中和"审美观,由是而实现其"成于乐"的教化目的。子思以此为基础,以"致中和"为终极关怀,探究"天下之大本",为儒家乐教构建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公孙尼子、孟子、苟子等后儒相继而起,文献日益丰富,理论渐趋缜密,推动了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的系统化,并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奠定了基调。     

浅论先秦美术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成因

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并未独立而是内含于"六艺"(或"乐")的教育之中,其美术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尚礼好古"为原则,追求完美的人格"成人",技艺在其次,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说。美术教育只是佟德"成人"的手段,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因素。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繇的心法

钟繇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与华歆、王朗并称为三公,官至太傅。他不只官儿大,名望也大,是响当当的一代书法大师。他的字,点如大山摧陷,钩如急风骤雨;笔画间的牵带纤细如丝发毫毛,轻巧就如天空淡淡飘动的云雾。运笔有如鸣凤在天空中翱翔,回锋时又像是花林中漫游的少女,灿烂鲜明,远远地,交相辉映,简直是美妙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