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绝俗与返本归真:魏晋美学生成的庄学基础

魏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新的政治教化尚未形成,逐渐摆脱汉儒纲常名教束缚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这一时期,玄学是政治形态与思想文化的主导,它主要以古代典籍中最具形而上学特色、包含丰富哲理的《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阐释对象,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与美学形而上的精神理想来倡导一种道家对天地自然和谐的超     

巴尔塔萨的神学形上美学

现代美学崛起因其颠覆古典美学存有论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现代美学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美学的复兴,首先必须奠立美学存有论的牢固根基。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存有论为基础的美的神学形而上学,为其神学美学体系建构夯实了基础,     

二程辟佛与理学建构

理学的形成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理学创始人二程那里表现尤为明显。二程出入佛老数十年而后返归儒家立场,并基于强烈的护教意识及延续儒家道统的使命感对佛教展开了尖锐批判。不过,二程辟佛并非只有单向的意义,它同时也为二程构建自己的理学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巴尔塔萨的美学基督论——以形式与光辉概念为核心的理论建构

在巴尔塔萨神学美学中,形式和光辉是美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元素。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光辉是一种垂直维度的无限深度,形式是一种水平维度的有限延伸,二者垂直相交形成美（荣耀）。美是形式与光辉结合的产物,这一古典美学思想源自中世纪神学美学,巴尔塔萨继承过来加以新的发展——在其神学美学视域中,形式与光辉只有在基督中才能完满结合在一起,生成无与伦比的至美——上帝的荣耀。由之,巴尔塔萨建构起一种神学美学基督论或基督论美学。 张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道通为一”与庄学的“新意” 王雱与荆公新学的庄学思想特色刍议

正北宋时期的思想文献注释呈现出融合诸家、内求一理的独特风格。在这个基本的立场下,荆公新学的庄学思想体现出独特的新意——撇开魏晋隋唐时期的庄子注释风格,转向儒家本位立场的惟义理是求,庄学也体现了通一的道。在北宋庄学的视野中,荆公新学的庄子注及庄子义解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文献,其中保存最完整、在庄学史上最受称道的就是王安石之子王雱(字元泽)所作的《南华真经新传》,这部不拘泥于庄学和道家思想框架的庄子诠释可谓思想活跃、主题集     

“直面中国道德传统”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在中国道德传统中,儒家伦理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仁爱"构成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仁"以孝父敬兄为先,然后扩大为"泛爱众"。但是,如何调节"爱有差等"与"外推"之间的张力?以现代性视角如何评估中国传统道德?如何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重新建构?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推进国内中西伦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和中国哲学研究室联合举办了"直面中国道德传统"学术     

培养阅读兴趣，让学生爱上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论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儒家还报原则的批评

在英译《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曾先后两次论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的问题,其立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章对"以德报怨"的回避及对"以直报怨"的肯定。在此,我们以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于儒家的还报原则的批评为线索,辨析基督教与儒家在"以德报怨"和血属复仇等问题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双方对于仇怨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尝试透过德国神学家蒂里希对于"公正"的不同层次的界定,厘清这两大传统在同样以"公平正直(justice)"为根基的前提下,二者的还报原则之所以产生分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