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沾光”效应：道德评价对道德自我知觉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人们喜欢关注道德事件并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往研究发现回忆自己(而非他人)的道德行为能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和道德行为。本研究关注参与道德评价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2个研究共同发现：(1)存在道德“沾光”效应：评价支持他人的道德事件,或反对他人的不道德事件,能提升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2)道德评价通过提升道德自我知觉,进一步增加个体的道德行为。     

演绎推理的形式和内容启动加工

聚焦推理加工初期,研究通过指导语操控主观加工倾向,考察不同指导语条件下内容可信度和形式有效性对演绎推理结果的影响,检验内容和形式两类加工过程的启动加工动态变化性。结果表明,指导语条件显著影响推理初期加工。在无提示指导语和形式判定指导语条件下,推理结果受到了形式有效性和内容可信度的影响;内容判定指导语下只受到了内容可信度的影响。证明主观加工倾向影响了内容和形式的启动加工关系,支持了动态变化性的假设。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道德直觉的宗教性内涵——谢林与黑格尔在良知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

虽然“良知”长久以来都是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显要部分,但是很少有人会再把它看作宗教性的概念。谢林和黑格尔在对良知问题的谈论中,却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它的宗教性内涵。良知即使被一般性地看作道德行为,其所申明的直接性和确定性也来自神圣的根源。不过,两人的分歧之处在于：黑格尔并没有把良知看作一种真正完善的精神样态,而是批评和揭露了它深层次的缺陷和问题;而谢林则把当时单纯情感主义的对良知的浅薄描述仅仅当作一种时代的病态,因而把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概念与他的启示哲学体系深度关联起来。     

简论上师善知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二)

二、萨迦派关于上师善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本文根据萨迦派学者阿罗仁波切的著作《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1]中的关于依止上师善知识的论述,分析萨迦派有关上师善知识的思想。在《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以下简写《明灯论》)一书中,萨迦派把依止上师善知识之规则分四个部分:     

论胡煦的太极观及其影响

胡煦对宋代以来流传的先天图进行了修改,把黑白连画的先天圆图当做伏羲最初所画的先天图。在此基础上,他用一种“回溯”的方法对“太极”进行了重新诠释,让人在现象界的阴阳流行之中逆觉体证本体“太极”,由此构建了心性论与工夫论。这种太极观对朱熹以“理气”为主导的太极观有解构作用,消解了朱子学中先验的理世界与现象的气世界的严格分限。这种解构成为了清代乾嘉易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乾嘉易学不断将“太极”拉回现实领域,在一种王道政治的视域下谈论太极以及易学,不再强调个人与太极之间的感通联系,逐步走向了胡煦易学的对立面。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面临的问题

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的积累,也要力求发现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所忽视的问题和领域,同时还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各种发展模式的解释。当前这一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层次上,在企图阐述中国这一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还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

2017年11月18日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以下几篇文章来自研讨会发言。杨善华从涂尔干的处事风格、社会责任、学术执着的角度,讨论涂尔干的为人与为学品质。苏国勋突出了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及其道德科学色彩。王楠讨论了《自杀论》对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分析,突出涂尔干在危机时代重建道德秩序的努力。赵立玮进一步探讨涂尔干视自杀为总体社会事实的观念,凸显涂尔干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悲悯情怀。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