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聋人的语音、正字法意识和概念知识结构

先天聋人对书面词语基本没有语音意识。他们主要采用视知觉策略识别书面词语,其词语词法技能发展滞后。由于缺乏语音经验,他们大脑皮层的发育受到严重影响,概念知识结构也呈现不对称性。尽早实施手语教育和正字法教育,不仅有助于提高聋儿童的手语语音意识和书面词语识别技能,也能促进他们的认知能力正常发展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观念的关系,或先天的形式——论胡塞尔对休谟与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

一方面,在休谟的主要著作中,先天(apriori)这一概念很少出现,但胡塞尔却认为休谟的"观念的关系"是惟一真正的认识论上重要的先天概念。另一方面,"先天"是康德哲学原则性的主题之一,"先天的形式"可谓康德对先天的基本理解,但胡塞尔却宣称,康德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胡塞尔正是通过对休谟和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而发现他本人所谓的"本质-先天"概念,并在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效应。     

浅析道教内丹学中的"阳生""先天一炁"的"二源性"矛盾

在内丹学中,存在着一个"肾炁"与先天"祖暴"均被视为"阳生""先天一炁"之惟一来源的矛盾问题."生身受气初"的先天"祖炁"不能等同于"阳生"之"先天一炁",而只是后者的来源组成之一;而在细分后的"肾炁"中,"阳生肾炁"则可视同为"阳生""先天一炁",即"阳生肾炁"是后者的惟一来源.这样,"阳生""先天一燕"的"二源性"矛盾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化解和诠释.     

胡塞尔的起源观初探——从现象学还原与先验构造的关系入思

文章以现象学"相关性先天"论题为切入点,借助"纯粹现象"概念在现象学思义开端处所具歧义性的考察而导向现象学还原之本性的探讨.具体的讨论分别着力于对"相关性先天"论题和明见性概念的构造性阐释,籍此,揭示现象学还原与构造观念的内在关联,凸显出先验现象学向最终起源回溯的运思路向.     

从雍和宫的匾额看佛教中国化

雍和宫是清朝的皇家寺院,由于地处京畿的先天优势和皇家寺院的特殊身份,其建筑上悬挂使用的匾额,具有数量多、种类丰富、形制规格高等鲜明特征,是佛学理念、文学理念、书法艺术、装饰艺术等的完美结合.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雍和宫的匾额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佛教中国化在寺院建筑方面的体现与成果,是清代佛教中国化进程和样貌的一个缩影...     

《地母真经》的宗教定性

地母观念形成于史前时期,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宗教意识的源头之一。地母被塑造为创造世界和万物并且造人造神的造物主。《地母真经》应当归入民间宗教经典之列,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融合有三教的内容。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

朱熹的易学体系在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重点则是通过象数的研究以补<程传>之不足.<本义>卷首九图与<启蒙>四篇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构成他的易学体系的主干.朱熹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先天之学的象数,文王八卦是后天之学的象数,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现象学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根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已从“先验现象学”转变为“存在论的现象学”,这就是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这种转向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三个重要发现”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和生存论根基的追问上:1.胡塞尔把意识的意向性作为最后的根据,海德格尔则强调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超越性对一切意识行为和实践行为的意向性的奠基作用;2.与胡塞尔把感性直观作为范畴直观的最后根据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都不具有源始性,因为它们都奠基于此在的“存在之理解”,都只有在生存论的“理解”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3.与胡塞尔强调本质或范畴的先天性不同,海德格尔把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最终归结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