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教会印象

宝塔山,延河水……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延安应该是个不陌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曾在延安住了12年加3个月,当他要离开这地方时,深情地说了一句:“延安是个好地方。”延安的确是个好地方。 初识延安教会是从陕西省高陵县李孝膺牧师的口中,李牧师曾在延安教会工作过3年。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     

中国式创新：技术赶超的成功范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功典范。本文在回溯中国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中国式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优势,凝练出多种中国式创新的模式：大国超大市场牵引自主创新模式、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突破性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高技术模式、全产业链赶超模式、数字时代的互联式创新模式,并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式创新的实践方向与理论进路。中国式创新既是对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概括与总结,更是以创新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开辟新发展道路的有力引擎。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

朱熹的易学体系在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重点则是通过象数的研究以补<程传>之不足.<本义>卷首九图与<启蒙>四篇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构成他的易学体系的主干.朱熹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先天之学的象数,文王八卦是后天之学的象数,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辩驳与羞耻

本文主要关心所谓苏格拉底式辩驳与羞耻感的关系。一种传统的解释认为,苏格拉底常常采取欺骗和反讽的手段来反驳其对手,使其产生一种负面和无益的羞耻感。本文希望重新解释苏格拉底式辩驳与羞耻感的关系。本文一方面尝试证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辩驳作为对真理的共同探讨,是智者式辩驳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试图论证,苏格拉底式辩驳所关涉的是一种好的羞耻感,它应有助于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     

企业幽默能否化解消费者抱怨:幽默类型与关系范式的匹配

幽默可以促进沟通效果,实践中许多企业运用幽默来回应消费者抱怨。然而既有文献对于幽默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化解抱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则基于良性冲突理论与关系范式理论探究了企业幽默式抱怨回应策略对不同关系范式下消费者的影响。通过二手数据分析和实验法,本文发现:对于唤醒度较低的负面情感导致的消费者抱怨,企业幽默(相较于非幽默)的抱怨回应策略更有助于改善消费者品牌态度;而且,不同类型的幽默化回应作用不同,自强型幽默的抱怨回应对改善共有关系范式下消费者品牌态度更有效,自嘲型幽默的抱怨回应则有助于改善共有和交易关系范式下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幽默回应策略与关系范式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良性评价而作用于品牌态度。     

邵雍先天之学对时代的契应

邵雍以声音、律吕为例得到的启示,就是形之上、下的贯通问题.他的具有宏观背景的"先天之学",以象数为中介,自时空角度做出形上层面的思考;并提示了认识论平台的出发点,由此为当时的儒学新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现象学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根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已从“先验现象学”转变为“存在论的现象学”,这就是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这种转向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三个重要发现”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和生存论根基的追问上:1.胡塞尔把意识的意向性作为最后的根据,海德格尔则强调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超越性对一切意识行为和实践行为的意向性的奠基作用;2.与胡塞尔把感性直观作为范畴直观的最后根据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都不具有源始性,因为它们都奠基于此在的“存在之理解”,都只有在生存论的“理解”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3.与胡塞尔强调本质或范畴的先天性不同,海德格尔把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最终归结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别”。     

邵雍先天学的两个层面:象数学与本体论——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学的误读

邵雍是易学大家,又是北宋五子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先天学的建构.邵雍先天学可分为先天象数学和先天学本体论两个层面.先天象数学以易图为基础,以易数推衍为形式,建构了庞大的数理哲学体系,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先天学本体论对宇宙进行本体论分析,认为太极或者天地之心既是宇宙的存在根据,也是人类的价值本体,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和人生之本体的认识.但是,传统学术史对邵雍先天学的解读,往往集中在先天象数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先天学本体论,这是一个误读,朱熹就是如此误读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