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认识天主吗——神学中的天人交往

正人能认识天主吗?这是一个困扰着多少人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难以用一些简单、清晰的话语,来坚定地对每一个相信天主与不信天主的人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不能说出答案,却并不代表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从士林哲学与教会神学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神学说到底是一门人的学问。那么既然是为了人,就自然要涉及人的生、老、病、死;神学也一直在     

反讽话语的语境激活模式

本文在关联理论认知语境观基础上,研究反讽话语中语境信息的激活模式。反讽话语所表达的命题与理解时同时激活的语境信息之间都存在着不相容性,识别话语中的反讽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听者对这些不相容性的探察。本文通过对有关的认知语境进行分类,证明了语境信息激活模式在文本分析中的有效性,同时为解读反讽艺术的独特魅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话语语境中的中国古代画院的发展源流、建制及其特点

画院是五代两宋时期的翰林图画院的别称,而中国古代画院建制是指将宫廷绘画纳入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下进行管理。古代画院的建制源于宫廷绘画,始于五代,即翰林图画院,北宋时期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走向衰落。古代画院服务于统治者意志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统治者的审美意识,同时与统治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话语与权力的角逐关系,权力与话语纠缠在一起。     

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苏州召开

正本刊讯5月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苏州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主办,苏州重元寺承办。会议主要内容包括审议《全国汉传佛教院校申请学位授予资格办法》(草案)、通报贯彻国家宗教事务局两个办法的工作计划、听取贯彻两个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语义P600”的实质及其影响机制

总结并分析了影响语义 P600 效应产生与否的五个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关键词和论元之间的语义关联性;语义-主题关系的潜在可修正性;有生性违例;语境;实验任务。在此基础上,概述了由语义 P600 效应发展而来、或验证了的两个主要理论观点,即“两种并行神经加工流”的观点和扩展论元依附模型。最后还对语义 P600 效应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看法：各种影响因素间的综合性研究;跨语言研究;工作记忆的影响;表面相似 ERP 成分之间的区别研究。     

基于IPO模型的团队多样性-冲突-绩效权变模型的元分析

本文建立基于IPO模型的团队多样性-冲突-绩效的权变模型。通过对国内外的112篇实证文章（n=9263）进行元分析,本文定量地梳理近年来团队多样性-团队冲突-团队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并重点考察团队冲突与团队绩效之间的调节变量。元分析结果发现：团队深层多样性是引起团队冲突的重要因素,表层多样性并不会显著增加团队冲突;与美国的研究不同,中国情境下任务冲突将显著降低团队绩效;被试类型、回收率、团队规模和团队冲突的不对称感知等变量调节团队冲突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问题的伦理审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追问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现象的客观存在,不仅仅只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或个体道德修养不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司法共同体没有构建符合自身的价值话语系统,从而未能在规则失范或空场的情景中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一种宰制性的约束与威慑力量,究其原因,则是建构司法共同体价值话语系统的进程中,我们失去了一种文化的自觉性,而是在“激进主义”的导向下践行了“拿来主义”,失去了“自我”,也陷进了“无我”的精神困境之中.     

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兼论“中国问题意识”

<正>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危机的路径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这些探讨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     

苦难是人生的最高学府

我虽然信主多年,过去对主的话语理解不透,总希望一生平平安安,谁想要这苦难中的恩典呢?可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上帝并未应允天常蓝、花常红、叶常绿。人生是一种火焰,在开端的黑暗和末端的黑暗中燃烧,随时都可能被意外的风雨扑灭。当苦难一旦到来,不是你能躲避与不能躲避、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要你如何正确面对,如何依靠主正视苦难、与苦难抗争,不在苦难面前消沉迷茫,而是变得更加坚强,谱写出基督徒人生的乐章。我下岗的严冬尚未过去,出其不意的灾难又接踵而来。妻子突患脑溢血,生死未卜……为给妻子治病,我负债累累。感谢主,妻子保住了性命。但她却成了生活完全     

中心的消隐——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状态

商品经济的凸起,城市大众文化的兴盛,传统价值观念的式微,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与所起作用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失去居庙堂之高的地位和中心话语的影响力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面对被边缘化的处境,不得不接受中心的消隐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