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

以西安市280名幼儿及其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母亲、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单独效应和联合效应。结果发现：（1）母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正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非支持反应负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2）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和非支持反应显著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3）在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上,母亲和父亲非支持反应的交互作用显著,部分支持了分歧模型。     

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在汉语阅读发展中的作用

以123名小学四、五年级汉语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在阅读能力不同方面（准确性、流畅性和理解）的作用。结果显示,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都是影响阅读能力的重要认知因素,但对不同方面阅读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1）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均直接影响阅读准确性,且语素意识的贡献相对较大;（2）命名速度除直接影响阅读流畅性外,还通过阅读准确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阅读流畅性,而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则通过阅读准确性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阅读流畅性;（3）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对阅读理解均无直接影响,分别通过阅读准确性和阅读流畅性间接影响阅读理解。     

部分线索对记忆提取的影响:认知抑制能力的作用

在回忆时,以刚刚学过的部分项目作为提取线索,被试的回忆成绩反而比没有任何线索时的回忆成绩差,这一现象被称为部分线索效应。该效应通常被认为是抑制执行控制过程对非线索项目记忆表征强度抑制的结果。本研究以Stroop效应量(实验1)和工作记忆容量(实验2)为指标,从个体差异角度考察了认知抑制能力对部分线索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Stroop效应量与部分线索效应各指标呈显著负相关,Stroop效应量越小,部分线索效应各指标的值越大;工作记忆容量与部分线索效应各指标呈显著正相关,高工作记忆容量个体的部分线索效应各指标的值也更大。结果表明,认知抑制能力越强,部分线索对回忆的破坏作用越大,研究结果支持部分线索效应的提取抑制假说。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本文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背景,深入揭示了这种变化深层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就是：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化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酒后操作性认知的“近视”和“远视”效应

15名被试在摄人酒精BAL≤0．5‰前后的四个时段内接受一套简单的运算操作任务,近2／3被试的认知一操作能力显示受酒精影响发生变异：酒后30分钟操作时间延滞,至60分钟更具显著性;同时,操作错误亦大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同于操作时间。酒精干扰呈现认知“近视”与“远视”的迹象。     

中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测验的研究

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采用皮亚杰及其学生研究认知发展时的任务为测验题目,编制成测量中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测验.通过对2240名中小学生施测,结果表明本测验不仅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而且也具有适中的难度.然后以一所中学特长班学生为被试,通过对他们进行测量,并将测验结果与同年级普通班学生的认知成绩进行比较,结果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最后对中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测量问题进行了探讨.     

情绪领导力：概念、测量、发展与模型建构

情绪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基于自身情绪能力, 通过情绪传染和策略运用来有效管理组织成员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充分发挥不同情绪的有利效价, 营造应景的组织情绪氛围, 带领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共同目标而奋斗。目前, 情绪领导力的测量主要是借用情绪智力量表, 缺乏标准化工具。情绪领导力的研究发展经历3个阶段：以领导情绪能力为中心、以领导情绪传染为中心和以情绪领导力为中心。基于各阶段研究梳理, 建构整合模型：遗传基因、人格和情绪特质对情绪领导力起预测作用, 大脑活动(右侧额叶)与情绪领导力互为因果关系。情绪领导力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对个体和组织层面的领导效能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应加强对概念、测量、调节机制、生物基础、组织层面议题和跨文化对比等方面进行探讨。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

近年来,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