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积极教养课程及其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适应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父母教养课程被普遍视为预防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以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黄金标准”。父母积极教养课程（Triple P –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本文详尽介绍了Triple P的理论基础、干预体系、课程内容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分析了该课程存在的优势以及缺陷。此外,本文结合中国家庭的特点和需求,探讨了该课程运用于中国家庭时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同时提出了改良的方向,为家庭干预实践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     

语篇连接词的连接性及其在广义论证中的作用CSSCI

语篇连接词研究有三种主要理论进路:弗雷泽(Fraser)的一般理论、希夫林(Schiffrin)的连贯论以及布莱克莫尔(Blakemore)的关联论。三者认同语篇连接词的连接性,却对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差异的根源在于,语篇连接词在三种理论框架下中有不同的功能设定:在一般理论里其用于标示语篇元素的语义关系,在连贯论里其用于建立文本结构,而在关联论里其用于引导与话语解释相关的认知推理。因此,语篇连接词实际上有三种连接性:语义连接性,结构连接性和认知连接性。这三类语篇连接性有助于理解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即论证是语篇序列。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汉语学龄前儿童主、宾关系从句认知特点及语义因素效应的研究

关系从句是人类语言领域句法结构较为复杂的句式,汉语3～5岁儿童是否具有加工关系从句的认知能力,以及该能力是否受句法结构和语义因素的影响,成为该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选取120名3～6岁学龄前儿童,以汉语主、宾关系从句为研究材料,通过操纵从句中核心名词的生命性格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1)汉语领域内,3～4岁儿童基本上具备了理解句式较为简单的关系从句的能力;(2)5～6岁左右的儿童基本上具备了利用语义因素辅助关系从句加工的能力。总之,汉语学龄前儿童具备了加工关系从句的认知能力,且高年级儿童可以利用语义因素辅助从句加工。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一个嵌入机制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阻断与外生动力村域脱嵌的客观情境,首先提出一个力图促进乡村产业内外动力联动发展的嵌入机制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从生产端、流通端和创新端分别讨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链式优化路径。其次,着眼于整个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本文构想了一幅基于产业链,拓展至产业集群,稳定在产业生态系统的“链-群-系统”乡村产业立体发展图景。最后,本文围绕乡村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分别从政府、下乡投资和农民等三个主体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的结构、主旨和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调和目的论和义务论、克服自我实现主义弊端的至善论思想为理论主旨,从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终极对子“心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思考,二是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两大伦理学主张,三是心力为本的伦理学旨归。两大伦理学主张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个人主义集中反映了价值原则,现实主义集中反映了真理原则。以“诚”为中心原则、以价值和真理及相互关系为根本逻辑形成的两大思想链条是毛泽东早年思维结构中的关键内容,对其实践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此后其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潜在线索。     

论精神发展的三路向

精神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它主要有三个基本路向：遵循境界逻辑和适用苦乐原理的精神修养,遵循自由逻辑和适用主客原理的精神实现,遵循实践逻辑和适用知行原理的精神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寻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境界提供了智慧滋养;德国古典哲学在主客对立统一的框架中阐明了精神自由及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影响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基础条件,奠立了以实践为地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推进精神解放的分析框架。在追求天人合一或主客统一的共同目标时,三种路向存在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在推进精神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和而不同、相互促进的。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面临的问题

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的积累,也要力求发现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所忽视的问题和领域,同时还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各种发展模式的解释。当前这一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层次上,在企图阐述中国这一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还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