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八识结构及其奥义演绎(下)

四、阿赖耶识与十八界在唯识学的八识中,阿赖耶识是根本和枢纽,被视为是世间万象的原因和众生轮回的所依,是佛教实证出世间正智的所缘境,也是涅槃的依托。阿赖耶识是染净同源。染的方面:由于阿赖耶识受到虚妄现实的相应熏习,即阿赖耶识是对前七识杂染现行诸法力用的储藏而含有不净因子(种子),由此称阿赖耶识是染污的。净的方面:有两层涵义。其一,由于阿赖耶识对世间"境""尘"没有任何具体介入、没有任何闻见觉知,对世间现实没有任何贪著,所以阿赖耶识便具有不遮蔽真理实相的"无覆无记"的伦理性质,由此在阿赖耶识的识体上便显出清净性;这种清净性便是阿赖耶识实性,又称此为真如(此指因地真如,而不是成佛时的果地真如;因地真如是见     

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刊物联席会议纪要

2009年4月11日-12日,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刊物联席会议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由《心理学报》编辑部主办,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承办。《心理学报》主编杨玉芳研究员,《心理科学》主编杨治良教授、副主编李其维教授,     

应对老龄化困境的儒家伦理方案

相比老年医学和老年社会学对老年问题的重视,伦理学对“老去”的伦理意义关注得还不够。与将老去界定为衰老的一种客体化思路相对照,存在一种看待老去的内部的伦理视角。在应对年老带来的规范性困境的问题上,儒家提出以“学”与“孝”的方式来加以应对,这些应对方式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体现出新的形式。它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年的伦理视角,根据这一视角,人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存在者,老年可能通向伦理生活的成熟阶段。与西方文化将尊严奠基于自主性的理解不同,儒家伦理从地位尊严和成就尊严两个方面对何谓“有尊严地老去”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唯识观行的现象学展开——兼及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建立

肇始于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乃至技术理性,在以其科技发明、财富创造及其物质享乐征服世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让当今人类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异常中感受到了一种深层的生存危机。与这种外在的生存危机相映照的是,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代生活,让人性领受到了物质的奴役和压迫,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消费主宰了人的生活,甚至异化为人的对立物,沦为杀人的手段,积累了可以毁灭人类上百次的核武器,让人类处于一种核恐怖之中。     

张伯端内丹学思想探微

道教内丹学致力于为其宗教实践提供具体范式的指导,围绕着这个历史使命,内丹学对实证形上道体的方法、形上道体与形下经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宗教哲学问题进行了思考.北宋张伯端及其内丹学思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提出"大丹妙用法乾坤",认为宇宙生成的本原、轨则与丹道之理相契合;"逆行归元"是丹法的重要原理,人只要"返根复命"即可以"长存";又提出"先命后性"、"以命取性"的性命之学;而其宗教理想则重视"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以证得无上至真妙觉之道为目标.这些宗教哲理对宋以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奠基作用.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论焦循的易学与堪舆学

作为清代乾嘉之际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作为著名易学家,焦循不仅以精研《周易》著称,而且以易学的理论,对传统堪舆学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分析,语多精谛。特别是对明清两代广泛流行的堪舆之学,从学理上作了深入的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