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融汇着儒、释、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为担纲；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为养气；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艺术观。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独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调整圣经观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

1、圣经观与释经学 圣经观是指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抱有的整体看法和对圣经所持有的根本态度。基督徒的圣经观是建立在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话语的基础上的。—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就有什么样的信仰表达。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取决于他(她)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取决于她(他)如何解释和理解圣经。 当前中国基督教会正在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调整、更新我们的圣经     

汉语本体符号新释

汉语“本体”由“本”与“体”两个符号组成,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 ontology。汉语“本体”与“体”“本”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中华先哲的问学之旅,即是立“本”生“道”、“本体”与“体”“本”的和合相生之旅。汉语本体构成了汉语思维进行诗性超越的根基,它独特的创新意识表现为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本体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现代以来,ontology 式本体之理解遮蔽了汉语“本体”的“本”来内涵,汉语“本体”符号亟待摆脱ontology 的“殖民”,而返回母语故乡。     

学诚法师接受《儒风大家》访谈

正关于文明形态及对话问题记者:您是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明对话无疑有助于彼此间的了解,那么对各个文明本身是否有好处?比如,通过您参加尼山论坛,佛教有了什么变化?当今世界危机的根源,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竞争性、排他性思维模式的结果。一种文明一旦形成,如果不能随着时空因缘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其生命力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乃至最终走向衰亡。纵观各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史,不难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基督教史上,中国教会一直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两者曾有碰撞和对话,如清代中国的＂礼仪之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创办等。随着本色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努力探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寻求一位可被中国文化接受的基督。通过对话、交流、探索和思考,     

本体与实践：探究佛学与儒学会通的契合点——对方东树《向果微言》的一种解读

方东树晚年写作《向果微言》,延续了《汉学商兑》中对理学的反思,其立场也从辟佛转向了援佛入儒,通过重新整合与建构儒释的道统谱系,结合先秦以来儒家心性学说与《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坛经》等大乘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经典义理,围绕“身心性命说”“知至可几”“言性异同”等论题和理学家辟佛观点,就“道”“法”“天”“心”“性”“理”等概念展开诠释与会通。方氏会通的有效性在于儒释虽各为独立的思想系统,在面向实践的伦理观念上也有不同价值取向,但两种思想体系融构、创新与并存的基础建立在彼此深厚的共生性之上。     

被误解的道家法哲学——从本源法哲学与本体法哲学谈起

儒法在“道统”“政统”“法统”上的合流,直接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横亘上千年的正统法哲学,正统法哲学成为解读和评判其他法哲学流派的标尺,由此道家法哲学沦为旁支或者另类,对其过度诠释、误读、贬损比比皆是.正统法哲学的基础是本源法哲学,它从本源论上的现象世界来讨论问题,其“天”和“道”都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总结,其法哲学成为君王治理现象世界的理论指南和为王权合法性辩护的工具;而道家法哲学则从本体论的角度超越现象世界回答其本真问题,否定主客观之间的对立,批判一切经验世界的有为法则,指出其相对性和局限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弊端,这种法哲学对于人类反思现象世界的缺陷和构建本体论意义深远,但是对集权统治来说甚少利用价值.道家法哲学被驳难和误读,不仅发生在中国传统历代王朝,甚至延续到今日.那些囿于个人立场、观念的过度诠释往往掩盖了道家法哲学的精髓和精彩,只有厘清这些误解、误读,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道家法哲学的智慧之光.     

刘基的丛林交游考——兼论刘基的儒佛之辨

有元一代,由于蒙元王室的大力提倡与崇尚,佛教盛行,正是在佛教兴盛的氛围之中,刘基得以与丛林高僧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有同乡之交、诗文之交、书画之交,还有因平定战事而结交.尽管刘基与众多方外高僧有契交,但止于赋诗唱酬、游山玩水而已,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儒家的“以文会友”.令人吊诡的是,刘基始终不通佛理,也不能对佛教进行同情的理解.所以,只能站在儒家狭隘的道统立场之上,毫无章法地批评、排斥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