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法经济学视角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

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判断,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案,但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何将价值判断转化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法经济学的新视角。根据科斯理论,合同交易过程中不仅存在当事人承担成本,有时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不特定经济主体)利益,产生社会成本,导致合同负外部性产生。合同当事人能否与涉及的第三方谈判来解决?通过比较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大小,这种谈判方式的交易成本巨大而不可能实现,故需借助于低廉成本的组织(国家)行为,即对此类合同作出强制性禁止——禁止交易。换言之,这类合同应当认定无效。通过案例验证,法经济学进路不失为合同效力认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价格及其相关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价格的重要性，关于价格对于各方面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涉及，其中，心理学家涉及的领域在于消费者的心理评价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社会系统性的加强，人们越来越关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价格已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起作用，它日益渗透于各种因素中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是目前价格心理研究的一个热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管子》“精气说”对中国绘画品评的美学启示

《管子》继承老子“道”论中的形而上之道，以“心”、“气”为主要论述的范畴，并加以转化，从而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精气说”。将“精气”看做是世间万物的生命本源，认为一个人养护“精气”可以积德成智，更能够培养成一种昂然开阔的人格气象，这对中国后世历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将其视为中国绘画品评与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艺术家所探求的最高境界。“精气”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审美与品评中的重要研究范畴。     

对教会治理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教会是蒙神选召,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会众所组成的团体。就信仰而言,她是属灵团体,育她超然的地位;就国家法定地位而言,她是一个社会团体。这就要求她具备社团应有的条件。当前,中国教会正从自治、自养、自传过渡到治好、养好、传好。因此。     

“宗教超级秀”——美国“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述评

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了"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继而在2019年7月举办了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此两次会议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主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所谓"宗教自由"集会。"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是美国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以来,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影响最大的对外关系活动,也是美国在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在所谓推动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建群"之举。对已呈机制化趋势的此项美国人权举措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冷战结束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运作及其作用。     

于阗僧人法藏与兖州宋代金棺刍议

本文考证于阗僧人法藏入宋,应是使臣身份。于阗的战乱及亡国,促成法藏留居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的金棺纹样,包含了诸多于阗因素,是宋代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兴隆塔是中原人民与新疆人民友好交往的纪念碑式建筑。     

论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基于国际“造法”的视角

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渊源可理解为任何可引起国际法义务的依据，包括条约法、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负有编纂和发展国际法的职责，尤其是通过编纂现有国际法渊源的规则和起草有关国际公约，起到国际“造法”作用。研究已有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估其实际的国际“造法”效果，这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以国际法渊源方式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落到实处，成为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加强相关研究制度的建设，以期更加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法渊源的“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