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笔重彩画的色彩表达

结合新时代,对传统重彩画色彩观进行分析,探讨当代工笔重彩吸收借鉴西方色彩观后的风格转变,试对当代重彩画色彩体系和技法材料体系进行研究探讨。     

“德行”维度分析——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例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把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归为"德行科"。"德行"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四个维度,并且按照"个体"——"家族"——"群体"的逻辑顺序展开。"乐道"、"志学"属于"个体"层面,首推颜回;"孝悌"属于"家族"层面,当推闵子骞;"仁政"则属于"群体"层面,应推冉伯牛和仲弓。"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反映了"个体"、"家族"和"群体"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正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看重德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屋顶谈“美”——浅析我国古建筑屋顶的审美特征

黑格尔曾预言,艺术最终转向哲学.建筑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的物质、精神产品.     

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techne),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思想的精神,其理由是：方东美对孔 子后从孟子直到当代新儒家整个儒家传统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否定的态度,而 他对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不仅全无批评,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热烈的歌颂; 方东美是依据道家的开放心态来批评宋儒的固陋狭隘的心量,批评儒家以“道统”观念排斥异端;他 认为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哲学与艺术的综合融贯,在艺术才情上儒家不如道家;在他看来,讲哲 学就要讲本体论,而且更得讲超本体论,儒家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道家则既讲本体论又讲起 本体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灵魂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他追求的是道家的精神境界,自觉地在思想上。 精神上和艺术才情上与道家思想认同。     

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儒家的仁爱秩序是以君、父、夫为中心的差异一体结构,把人的自爱、爱人转化为人伦秩序中的自我角色担当。对于现实人、我关系中的自爱问题,或通过仁者爱人的范围扩大使人、我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自爱消融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或通过对自爱的道德修养论诠释,使之成为仁爱秩序的自觉承担者。但有些儒家学者以自爱作为建构爱的秩序的根本,构成儒家仁爱秩序中的异端思潮。剖析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不同侧面,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爱的秩序。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从中西比较哲学视域出发,从三个角度论证《中庸》的身体观：首先,《中庸》文本富含身体观的内容;其次,从历史发展和概念特点的角度,《中庸》身体观可通过与儒道传统身心论加以比较而确立;最后,《中庸》身体观可与西方哲学身心问题对话,与二元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比较有助于说明《中庸》身心一体、身道一体、修身即修道等特点。《中庸》文本的身心一体观既有儒家修身养性层面的意义,也有保身敬德、仁民爱物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两层意味在比较哲学视域当中,都可以展开丰富深刻的哲学对话。因此,儒家哲学身体观具有世界性意义。     

论早期儒家对政权转移问题的仁学阐释 ——基于上博简儒家文献的考察

考察上博简可知,早期儒家乃本于仁道阐释政权转移问题。在其看来,政权转移实质上是政权合法性的转移,而政权合法性植根于天命、民意与为政者的贤德贤能,以"仁"为基本精神;政治权力是仁民爱物的工具、服务天下民众的公器,政权的转移旨在实现"天下和合"的仁政理想;在此理想的引领和范导下,一旦为政者因德衰或能退而丧失或遮蔽了政权合法性,政权就当该发生转移;禅让、世袭、革命为政权转移的三大模式,若以仁政观之,则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本位的世袭制和以武力转权的革命模式皆各有弊病,唯有主张"尚德让贤"的禅让制才是可圆满实现仁道的理想政权模式。可见,早期儒家是以仁道为政权转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价值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