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论儒家的祭祀文化及其生态意义

儒家文化是自然祛魅之前的文化,它对于自然保留着神性或神意的看法,承认自然之"魅"。其所谓自然之神意或魅是自然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神妙莫测的运行机制和力量。儒家文化通过祭祀表达对于自然的敬畏和报答,这叫做"报本反始"和"仁至义尽"。祭祀之礼的生态意义在于它把人从属于自然,从属于天道,使人和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促使人们对于自然保持敬畏的情感。这是一种在宗教掩盖之下的生态循环观念,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     

先秦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丰富发展

“无为”思想源于道家，但并不为道家所专有。本文试从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丰富发展的角度，力图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无为”思想在儒家的发展轨迹。     

各地佛教界广泛开展讲经交流活动

正本刊讯近一个多月来,各地佛教界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汉传佛教讲经交流活动,形势喜人。现根据有关佛教媒体和本刊的资讯汇编如下。陕西省7月10日,以陕西省佛教协会秘书长刘进业为团长的陕西省汉传佛教巡讲团一行7人在凤翔县灵山净慧寺举办了讲经交流会。巡讲团3位法师进行了演讲,并与听经法师和居士进行了互动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天台《道藏》考记--有关夏竦《重建道藏经记》的几个问题

在道教的历史上,曾多次藉助国家政权之力纂修《道藏》,为道教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从道教的传统来看,各地名山宫观历来就有搜集道经,编纂道书,甚至汇编成藏的传统,而大型《道藏》的编纂往往同这些地方《道藏》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历史现象尚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北宋学者夏竦所撰天台山《重建道藏经记》一文的考辨和疏证,试图对浙东天台山桐柏宫《道藏》的历史成因及其作用进行初步的考查,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对中国地方道经编纂成藏的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重视。     

儒学意蕴新析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儒学，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关于“儒墨互补”问题研究的再认识

近年来儒墨互补问题已经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并在研究成果上有一定突破;儒墨互补应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它在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均对当今新文化构建、社会治理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有重要的启示。在当前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必须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使儒家与墨家思想最优秀的文化内涵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皮锡瑞《春秋》经传“借事明义之旨”辨非

皮锡瑞以“借事明义”概括《春秋》大旨,是一项错误而又有待辨析的学术主张。承认“事”的次要性、工具性和可阙性,不意味必须接受“事”的可伪性。皮氏的举证不能证明孔子和《公羊》作者同样允许“事”的假托,论证欠缺说服力。此外,“借事明义”的观点不见得符合经传的内容,掩盖了《公》《穀》二传也有强调史实的一面,因此不宜把它视作指导经传解读的有效原则。     

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