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追忆至圣先师

倘若提起自己心目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回答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孔子。不止我们国人尊崇孔子，就连美国大百科全书都评价他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己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义’（或‘儒家化的东西’）。”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研究：一种关系的视角

真实自我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需求等内在状态的一致性程度, 分为特质真实与状态真实。在辨析了真实自我与自我认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一致性、正直、真诚等相关概念的异同, 并梳理该领域已有理论后, 提出真实自我表现或实现的文化差异, 即西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 而东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关系要求驱动的。未来可以将“关系化”作为现象场, 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理智资源, 从理论建构、社会现象(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变迁), 以及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比较、突显情境变化的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先秦儒家"习"观念考论——以《性自命出》习性观为中心

"习"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与"性"有着内在联系.孔子、孟子、荀子都对"习"观念及"习""性"关系作出了相应论述,但他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的"习以养性"等观念的考察,发现一条"由性而发,循性而习,尽性而终"的逻辑脉络.以此为中心,这可使孔子、孟子、荀子"习"与"性"观念得以...     

孔子的诚信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在孔子思想中,诚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每一个人而言,它是人自身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友好相处、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就经济和商业活动而言,它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保障其健康有序运行的前提;就社会政治领域而言,它是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是一个社会文明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今天,在诸多生活领域出现所谓“信用危机”的情况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传统诚信资源,确立诚信观念,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对于克服经济活动、人际交往和政府行为中的信用危机和失信现象,对于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周易》与儒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孔子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发挥《周易》而作《易传》,成为儒门传道的依据。孔子看重的并非是《周易》中的占卜,而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富有哲理和给人以方法的书。从儒家伦理理论的建构理路来看,《周易》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这种思维方式叫作“推类”。通过对《周易》中几个卦象的分析,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发挥着儒家伦理的形上根据和立论根据的作用。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