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法家与儒家礼容观异同辨

《吕氏春秋·士容论》载有一段田骈的故实，表明稷下道法家在礼容问题上对儒家持批评态度。相关传世文献以及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显示，稷下道法家与儒家分享相同的身体知识，都很重视身体仪容的礼法规范，并认为内心对礼容的展现具有决定意义，也都强调礼容应落实于现实政治之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模式。但双方对具体礼容的要求有所不同，更因同质化的政治指向，两家均意图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施展，使得相互批评不可避免。现实中出现的儒家后学偏离本学派礼容思想、趋于极端的行为，更给同样重视礼容的其他学派留下了攻击儒家礼容的口实。     

论汉代的以律注经与法律儒家化——以《公羊传》何休注为切入点

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发覆--兼论其所反映的儒家命论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对天命、鬼神干预人事的认可,与战国楚地盛行的"信鬼好祠"之风具有密切关联。基于对这种风气积弊日深的深刻认识,简文作者采取了一种权宜之策,即通过吸取并改造儒家的命论,一方面承认"天""鬼"对人的客观限制,另一方面又凸显"心""身"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保家""没身"等活动中要注重个体内在的道德自律,尽力发挥自身的主观努力。     

《焦氏易林》之管见

本文探讨了<焦氏易林>的诸子倾向、时代根据及风格.认为作者基本倾向是儒家,兼采道家.作者的儒家思想有进取性,反映了汉代上升时期社会需要创新敢于创新的境界.作者官微职卑,直接接触平民,大量记载平民生活,表达了对平民的深厚感情.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在礼与情之间——《颜氏家训》对礼俗风尚的论述和辨正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 ,《颜氏家训》是一部流传广、影响深的家训名著 ,其中《风操》篇 ,对避讳、取名、称谓、交际、丧事等礼俗文化的具体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和辨正。在礼与情之间 ,作者颜之推采取了调和、变通的态度 ,表达了情礼兼顾、以礼为归宿的思想宗旨。《颜氏家训》以情礼调和的方式在世俗社会的日常礼俗中保存了儒家礼教的基本精神 ,使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通过具体的礼俗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