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的价值诉求

从元典文本的回归中具体考察“中庸”，可见其作为哲学范畴和方法论的本真内涵。正确理解与自觉践行“中庸”不仅具有宇宙观、道德观意义上的本然价值，而且也具有指向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社会之和的实然价值。“中庸”自身内在地包涵“权变”与“时中”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构成践行“中庸”的具体原则与方法。通过对“中庸”本...     

传统儒家、法家用人哲学的比较研究

儒家和法家用人哲学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研究显示,儒法两家在用人总体思路、用人标准以及如何用人等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根本来源在于两家哲学所持有人性假设以及管理终极目的的不一致。同时本研究也认为,儒法两家用人哲学的差别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别。     

在“天使”和“野兽”——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人性论视角

可以说，自有哲学以来，凡是讨论到人，讨论到人的本性的学说，无不首先必须说明他们所说的人，到底是现实物质的人，还是以某种以纯粹精神为其本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哲学史上论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通过简单梳理历史上基于人性问题而展开的若干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西方主导思维方法即其哲学方法论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基础。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早期儒家的道家化

儒家的道家化和道家的儒家化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儒道两家从他们的创始人开始,便有着思想上的对话。战国中期以后,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里,稷下道家在伦理思想上吸收儒家的仁义学说及礼制文化;儒家的孟、荀在哲学上接受道家的宇宙论、自然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先秦儒家的道家化乃是指儒家在哲学上的道家化,而所谓稷下道家的儒家化,乃是指稷下道家在伦理学上的儒学化。     

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

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当权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儒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而得到政治庇护的全真教不仅大量接纳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以保全其性命,同时还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儒家和全真教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之中。在忽必烈的支持和重用下,儒生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全真教代替儒家拥有文化传播权的现实以及不事生产等都引起了儒生的批评,二者关系开始交恶。本文以儒家和当时新兴道教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的视野揭示作为他者的汉文化的时代特点。     

《论语》中的乐论

我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积淀了十分深厚的音乐文化.孔子整理的先秦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中<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只可惜今已亡佚.<论语>中有许多关于乐的言论这对我们研究先秦乐文化是弥足珍贵的.孔子对待先人的制度一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意思是说,只阐述古代制度不擅自添加或创作.可见孔子是古代制度(尤其是周代礼仪制度)顽强的捍卫者和继承人.因而<论语>中的乐论,虽多不是正面论述却可谓先秦正统乐制度的代表性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