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对儒家祭祀礼的解读——以理雅各《诗经》译本为中心

在儒家倡导的五礼中,理雅各最重视祭祀礼,其中,他又特别关注祭天礼。《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涉及祭祀礼仪,虽然这些祭祀礼仪并未表明是敬拜上帝,但是,理雅各坚持认为与上帝有关。在他看来,儒教和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而儒教祭天与以色列人祭拜上帝的仪式却相似。他知道,在古代,以色列敬拜上帝是真正的举国全民参与,而在中国只有天子可以祭天,普通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全民皆可参与的是祭祖。理雅各对中国人的祭祖持批评态度,但又承认祭祖具有社会意义,并在祭祖礼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从而将中国传统宗教纳入一神教模式中予以诠释。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与儒家治国战略的融通

兵家与儒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其立论的目的都是治国安邦，这使得他们对治国战略的论述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盂、荀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兵家和儒家治国战略的共通性为后代整合兵儒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就充分体现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天何言哉、天人相分与天人之际：儒家人学的复调结构

儒家人学旨在对“人是什么”做出回答。这一回答，循宗教与世俗两个向度展开。以前者论，神（天）人关系构成一条主轴；以后者言，人的德性本质构成另一条主线。理解儒家人学，需要同时沿循双线索进行交错观察。从总体上讲，儒家人学起自宗教溃败与政治勃兴之际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危机。因此，神（天）人关系成为儒家人学的一贯主题。由于儒家人学形成于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让其成为政治失序的一种人学反应结果。儒家人学由此充分呈现出积极作为的人，如何应对“天不言”情况下的行为主动性建构的特质。直到政治失序危机过去，神（天）人关系再次成为关于人是什么的平衡性主题的时候，儒家人学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方才水落石出。如此，儒家人学在天何言哉、天人相分与天人之际的三个复调主题上，呈现其完整结构。     

周公形象的塑造与早期儒家话语的建构

《左传》中的周公是具有卓越成就的政治家，也是备受周人尊重、鲁人尊崇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出于话语建构的需要，其文献载录改变了周公形象。《论语》是转折的开始，到战国时代，周公成“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周公已经成为儒家崇圣系统的重要对象。在《荀子》中，周公最终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周公的话语成为儒家建构...     

儒家文化与科学技术

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是否应该全盘否定 ?本文对此问题谨献一得之愚 ,以求教于方家。作者从不同的角度 ,探讨了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 ,探讨了孔孟朱熹对科技的态度 ,并以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为例 ,说明这些人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所举案例中 ,未见儒学阻碍科学发展或者儒家屠杀科技发明者的。故作者认为不宜全盘否定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应充分占有材料 ,弄清楚事实真相 ,以唯物主义的观点 ,评判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千秋功罪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