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冲突研究

以价值观冲突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并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的心理冲突。采用测谎仪记录被试回答价值观选择两难情境问题时的皮电值,结果发现：对于高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而言,物质主义水平的上升会引起其皮电值的显著增加,而对于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则没有这种效应。表明同时拥有高水平的物质主义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会体验到大量的心理冲突。     

“弘道”:抗战时期的钱穆与吴宓

抗战时期,史学家钱穆和外国文学家、诗人吴宓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为同事,后两人先后离开西南联大转到成都高校任教。两人属大范围朋友圈子的交往,与众所周知的吴宓和陈寅恪的紧密友谊关系、钱穆和顾颉刚的紧密友谊关系相比显然不同。然而,吴宓和陈寅恪私交虽密,但两人学术主旨并非完全一致;同样,钱穆和顾颉刚私交亦非常密切,但两人学术主旨差别也较明显。就学术主旨而言,钱吴两人反倒是更为接近,他们二人都是自命立志守护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那样一种人。即使在极其需要弘扬儒家文化的抗战时期,儒家文化派仍然处于学界边缘,此由钱穆和吴宓二人在抗战时期的学术境遇可见一斑。     

中国山水画虚实空间刍议

<正>中国山水画的虚实空间,是画家的情感与自然关系结合之后搭建起来的心灵空间。画家借自然山水,创作出画面的虚实空间以实现其创作愿望。这种虚实关系深受儒、禅、道三大哲学体系的影响。儒家讲求伦理教化和积极入世,禅宗重六根清净和空无寂灭,而道家则偏重清净虚无和消极出世,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美学思想和价值,同时也区别于西方。在新时期,我们只有把握虚与实的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在实践中让自己的艺术境界得     

梁漱溟与唯识学

正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在儒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融通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其为人处事还是著述治学都有融儒学与佛学于一体的理论尝试,在深层义理上呈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真正会通。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了被视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程度的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的梁漱溟也不能回避东西方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不得已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进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的融会 以明代青花瓷的器形设计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青花瓷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明代青花瓷,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青花瓷由最初的"外销瓷"逐渐扩展,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内销瓷";从最初汲取海外文化因素,交汇融合,到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化,形成中国瓷器的新品类,正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青花瓷器在审美上体现庄重崇高、清新雅致,是我国瓷器制造史上的典型类别。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儒家敬畏的核心文化心理特征及其内在理路

儒家围绕敬畏的心理机制、对象、涵育和效用构建了敬畏的理论体系。敬畏是主体在自觉体认崇高价值时所持守的旨在自我超越的既崇敬又谨畏的理性化道德情感; 儒家以内在的道德本心作为敬畏的本根,并将其落实为道德实践中对人伦、自然、生命、职事和人文等的外在崇高价值的敬畏; 儒家敬畏涵育围绕心理动力、内在涵养、外在范导和积习沉淀系统展开,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敬畏作为进德修业之基不仅不会戕害自由、尊严与创造,反而是达至无入而不自得的洒落境界的必由之路。     

儒家生态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万物一体"和"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万物一体"是儒家理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仁人的德性表征;"爱有差等"则是仁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必然表现,是儒家"万物一体"思想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标志。从二者关系来看,前者优先于后者,只有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才能合适地做到"爱有差等"。儒家伦理的德性论特征和这两条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种理论的重要途径。     

唐末宋初运气学说与道教关系考论

运气学说首见于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但在唐末至宋初这段时期的正史和医学史资料中未见记载。本文通过文献稽考和史料辨析,指出:《元和纪用经》、《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和《素问遗篇》与《黄帝内经素问注》中的"七篇大论"之间有密切关联,运气理论在唐宝应元年至北宋嘉佑二年这段历史时期里,是以秘密授受的方式在道教体系内进行传承和发展,至北宋在医学界大力推广提倡运气学说时,其基础理论体系在道教系统内已经趋于成熟;王冰得授"七篇大论"是在"斋堂"得到秘密授受,其后的运气理论传承和研习、发展也与道门中人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