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儒家对政权转移问题的仁学阐释 ——基于上博简儒家文献的考察

考察上博简可知,早期儒家乃本于仁道阐释政权转移问题。在其看来,政权转移实质上是政权合法性的转移,而政权合法性植根于天命、民意与为政者的贤德贤能,以"仁"为基本精神;政治权力是仁民爱物的工具、服务天下民众的公器,政权的转移旨在实现"天下和合"的仁政理想;在此理想的引领和范导下,一旦为政者因德衰或能退而丧失或遮蔽了政权合法性,政权就当该发生转移;禅让、世袭、革命为政权转移的三大模式,若以仁政观之,则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本位的世袭制和以武力转权的革命模式皆各有弊病,唯有主张"尚德让贤"的禅让制才是可圆满实现仁道的理想政权模式。可见,早期儒家是以仁道为政权转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价值指向。     

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术"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学术由"混沌"状态向细化状态的发展进化,也正对应了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的转化.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上博简《曹沫之陈》为了解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实例.深入认识"道术将为天下裂"一语,不仅对于庄学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认识《曹沫之陈》的性质和古代学术变化的实质都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孟子德育思想的整体架构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德育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创立性善论建立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把仁义统一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强调自我教育是德育的关键环节;推崇诗意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政治目的.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儒家伦理"普世化"之反思

近年来,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都不能真正使儒家伦理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当代全球性文化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背景下,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是当前弘扬儒家伦理文化应该采取的姿态。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     

先秦儒家道德认同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诸多道德观念与道德要求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长久传承,有些直至今天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认同智慧:如从"天人合一""人性同一""己他相通"角度回答"人为什么要认同道德",从现实人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伦—道—德—行"道德认同模式,提出"家国天下"道德认同目标,形成"内修"和"外铄"道德认同机制等。这些智慧在如何确立道德认同基点、树立共同道德价值目标、形成道德共同体、增强道德文化自信等方面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认同构建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立志的“自己本位”及其提升

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