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道教养生的三条原则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虽然不属于道教的专利,但毫无疑问,道教是提倡养生的集大成者.然而道教养生号称有三千六百法门,应该从哪里人手呢?当然应该先从道理学起."本立而道生",养生之术是标不是本,这个本就是养生的道理、理念.简而言之,有三个原则,就是"自然养生"、"清静养生"、"以德养生".     

儒学"意"范畴与阳明学的"主意"话语

儒家的"意"范畴及宋明以后出现的"主意"学说,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主意"学说的形成、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是儒、佛两家对"意"之范畴的诠释与阐述.儒学的"意"范畴,既可从"毋意"说出发而作私意、意念之理解,又可从"诚意"说出发而作意向、志意之解读;既可基于工夫论而把"诚意"视为"欲诚之意",又可基于本体论而把"诚意"视为"已诚之意";既可使"意"与"志"相结合,又可使"意"与"念"相并列.明中叶后"主意"一词由工夫层面的"诚意"范畴提升为本体层面的"意根"范畴,这种转变,既有历史逻辑的承继关系,又有阳明心学之修正思潮的现实推动.     

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儒家的仁爱秩序是以君、父、夫为中心的差异一体结构,把人的自爱、爱人转化为人伦秩序中的自我角色担当。对于现实人、我关系中的自爱问题,或通过仁者爱人的范围扩大使人、我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自爱消融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或通过对自爱的道德修养论诠释,使之成为仁爱秩序的自觉承担者。但有些儒家学者以自爱作为建构爱的秩序的根本,构成儒家仁爱秩序中的异端思潮。剖析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不同侧面,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爱的秩序。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灵长类动物学家与儒家

一、导论一个儒家若是读了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de Waal)的《灵长类动物与哲学家》(Primates and Philosophers,以下简称《灵哲》),可能会觉得很高兴,甚至有一种"沉冤得雪"     

论多位一体是莱布尼茨宗教哲学的基础

<正>多位一体与作为辩证法的三位一体产生于古希腊思想,而作为宗教奥秘的三位一体思想在基督教思想中得到凸显。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开始就从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等各个角度展示着多位一体的思想,只不过各个历史阶段侧重点不一样。莱布尼茨从认识论的层面对多位一体的思想作了深入论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①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     

对当代学者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化解读

对当代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的俗世生命伦理学思想进行中国化解读:对文化背景之差异性解读和对人伦关系的历史理解之差异性解读.在此基础上;认识允许原则及其恩氏俗世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应用中的有限性.其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