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

《尚书》名称的真实意义是 :上古流传下来的、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尊崇的、记载古代贤王明君事迹的典籍。从《尚书》人物与儒家宣扬人物的一致性可知 ,周初以来就存在一个从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公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天命的传承系统 ,道统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孔子、子思、孟子到司马迁继承并总结这一政治传承系统 ,其思想源自于《尚书》等政治典籍中。大统一时代的汉代儒学结束了战国以来各自纷争的局面 ,以顺应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的需要 ,这与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是相呼应的     

政府法治论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属于不同层次但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决定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和落实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政府法治论”具有鲜明的特性 ,它应是当代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政府法治论”理念上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是 :权责统一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     

《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探论--兼论儒、道、《易》的语言哲学思想之异同

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育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诚:基督宗教与儒家的一点比较

诚是一种位格性的德性,与三个方面的人格性存有相关。基督宗教伦理中诚的对象是上帝。作为世界的使在者,上帝自身的诚为人的诚提供了本体论根由及命令。对上帝的诚内在地要求着对他人的诚,并且,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监督,保证了对他人之诚的目的性。儒家伦理之诚与基督宗教不乏相似,但在儒家,由于诚的对象“天”没有人格,诚的对象实际上是人自己,在诚之中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另一方面,诚被儒家当作达到修齐治平的手段。加上没有来自超验之维的监督,这两个方面极易使人欺谎不诚而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国企改革与发展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企业追求和创造经济利润的过程 ,并不全然是一个经济数量关系的组合过程 ,也必然是一个伦理抉择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有企业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手段 ,满足人民需要才是目的。因此 ,利润合理化、利益协调、以人为本是国企改革发展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刍论

中国文化温良敦厚 ,敬畏生命 ,而在古代诸学派中 ,儒家这一意识可谓是最为强烈而持久的 ;儒家的仁学承续了一切颂扬和敬畏生命的历史思绪 ,并形成了鲜明的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文化关怀 ;这种关怀既体现了先哲的智慧 ,也构成了我们在应对现代生态挑战时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发微

孔子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 :“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设计体系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寻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儒家构建了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其基本设计体系是:以己—家—君(国)为政治秩序实体、三纲五常为政治秩序规范、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以此为框架,儒家设计和建构了一个家国同构、等级分明的锥形序化结构:它以仁为圆心、以礼为半径,以纲常为圆周,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中轴,君、臣、民、家等政治主体都囿于这个锥体之内,而君位于最顶端。     

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孟荀之争

士大夫兼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儒家士大夫的丰富思想光谱,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思想视角。"士"的独立性、理想性与"大夫"的依附性、现实性,使得儒家学者形成不同的思想形态,导致旨趣各异的学派形成。孟子、荀子的思想差异,就是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孟学、荀学在良知自觉与礼法制度、王道与霸道、为师与为臣等方面均形成思想差异,均与他们对"士大夫"社会身份的理解与认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