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先秦儒家"习"观念考论——以《性自命出》习性观为中心

"习"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与"性"有着内在联系.孔子、孟子、荀子都对"习"观念及"习""性"关系作出了相应论述,但他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的"习以养性"等观念的考察,发现一条"由性而发,循性而习,尽性而终"的逻辑脉络.以此为中心,这可使孔子、孟子、荀子"习"与"性"观念得以...     

孔子的诚信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在孔子思想中,诚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每一个人而言,它是人自身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友好相处、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就经济和商业活动而言,它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保障其健康有序运行的前提;就社会政治领域而言,它是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是一个社会文明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今天,在诸多生活领域出现所谓“信用危机”的情况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传统诚信资源,确立诚信观念,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对于克服经济活动、人际交往和政府行为中的信用危机和失信现象,对于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周易》与儒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孔子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发挥《周易》而作《易传》,成为儒门传道的依据。孔子看重的并非是《周易》中的占卜,而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富有哲理和给人以方法的书。从儒家伦理理论的建构理路来看,《周易》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这种思维方式叫作“推类”。通过对《周易》中几个卦象的分析,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发挥着儒家伦理的形上根据和立论根据的作用。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浅议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途径

<正>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始于20世纪初,发展至今产生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不同阶段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突出特点。中华传统文化和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为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又经过曲式和演奏方面的不断地中国化的创新尝试,基督教赞美诗音乐逐渐体现出了更多的中国审美意趣。     

暴力的哲学还是哲学的暴力?--与冈特·嫩宁的谈话

布洛赫重申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他来说,唯物主义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唯物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一开始就包含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最伟大业绩多半是唯心主义思想家完成的.暴力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国家乃是暴力的潜力本身,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无暴力的、和平的过程.被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依然存在,大学生运动不会消亡.无神论与基督教并不是二者择一的问题,无神论与基督教的对话也不是一场徒劳的对话.世界过程本身处于过程之中,而这一过程尚未被获取,但也尚未被挫败."已知的希望"取决于把科学投入于希望的国度之中.存在第二真理,即乌托邦的-具体的真理问题,这是真理所固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