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techne),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好人"如何一生平安?——走出"德福悖论"的怪圈

德福悖论现象一直是道德生活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为历代思想家所关注。在市场经济时代,“好人”虽不再是一个不言“利”的主体,但他能否“一生平安”,德福之间能否统一,关键在于“好人”是否处于一个“有道”或公正的社会制度里。     

论早期儒家对政权转移问题的仁学阐释 ——基于上博简儒家文献的考察

考察上博简可知,早期儒家乃本于仁道阐释政权转移问题。在其看来,政权转移实质上是政权合法性的转移,而政权合法性植根于天命、民意与为政者的贤德贤能,以"仁"为基本精神;政治权力是仁民爱物的工具、服务天下民众的公器,政权的转移旨在实现"天下和合"的仁政理想;在此理想的引领和范导下,一旦为政者因德衰或能退而丧失或遮蔽了政权合法性,政权就当该发生转移;禅让、世袭、革命为政权转移的三大模式,若以仁政观之,则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本位的世袭制和以武力转权的革命模式皆各有弊病,唯有主张"尚德让贤"的禅让制才是可圆满实现仁道的理想政权模式。可见,早期儒家是以仁道为政权转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价值指向。     

孟子德育思想的整体架构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德育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创立性善论建立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把仁义统一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强调自我教育是德育的关键环节;推崇诗意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政治目的.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儒家伦理"普世化"之反思

近年来,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都不能真正使儒家伦理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当代全球性文化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背景下,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是当前弘扬儒家伦理文化应该采取的姿态。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