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科学技术

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是否应该全盘否定 ?本文对此问题谨献一得之愚 ,以求教于方家。作者从不同的角度 ,探讨了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 ,探讨了孔孟朱熹对科技的态度 ,并以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为例 ,说明这些人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所举案例中 ,未见儒学阻碍科学发展或者儒家屠杀科技发明者的。故作者认为不宜全盘否定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应充分占有材料 ,弄清楚事实真相 ,以唯物主义的观点 ,评判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千秋功罪     

论“生态儒学”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北大核心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生态儒学”概念可以成立。儒家把自然分为动物、植物、土地、山川四种对象,从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三个维度对这些对象提出生态性质的认识和对待措施。生态儒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时、道、仁等概念构成的范畴体系,有一个由生态本体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构成的生态观,有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史。儒家哲学主张的心灵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国际和谐,都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生态儒学不仅可以推进对于儒家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有助于推进对于哲学本身的突破,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主体”“客体”概念,重建主客关系理论,由此对世界哲学进行第二次启蒙。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司马光财富伦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中国财富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司马光的财富伦理可谓既出于史,又着眼于治,更体现出资政育人的道德智慧,成为令当时和后世诸多政治家、经济家和思想家总结经验教训,反思世道人生的源头活水.司马光的财富伦理思想出于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站在史学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高度,针对当时朝廷的财政困境和化育财富风险而提出,有自己既源于传统又活化传统的特异之处.     

解放的“个性”与“禁锢”的自我——论“五四”个体伦理的困境

个体伦理的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伦理建设的最重要贡献,也是它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伦理思想的真正接轨之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对个体伦理的阐释还是倡导,“五四”的个体伦理都与西方存在重要的区别,充满了内在的悖论和外在的困境.最主要的体现为对于“个性”的片面理解,以及对于旧式“德性”的不自觉沿袭所造成的现代伦理价值标准的建构空白.这使得“五四”伦理思想试图建构的独立个性与自我意识,携带着各种影响至今的局限与矛盾.     

税赋、民生与政治道德——从先秦儒家的税赋讨论谈起

在先秦历史上,儒家从德治主义的角度主张薄赋敛.他们关于税赋的目的、税率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已经溢出了经济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的高度,蕴含着浓郁的民生关怀,具有政治道德的意蕴.     

论“中庸”的价值诉求

从元典文本的回归中具体考察“中庸”，可见其作为哲学范畴和方法论的本真内涵。正确理解与自觉践行“中庸”不仅具有宇宙观、道德观意义上的本然价值，而且也具有指向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社会之和的实然价值。“中庸”自身内在地包涵“权变”与“时中”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构成践行“中庸”的具体原则与方法。通过对“中庸”本...     

传统儒家、法家用人哲学的比较研究

儒家和法家用人哲学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研究显示,儒法两家在用人总体思路、用人标准以及如何用人等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根本来源在于两家哲学所持有人性假设以及管理终极目的的不一致。同时本研究也认为,儒法两家用人哲学的差别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别。     

中国伦理思想特征新论——兼评梁漱溟、费孝通、张岱年、李泽厚之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伦理研究虽然历经百年,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但是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揭示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特征,迄今未有完善之结果.本文在学界前辈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中西融通的观念,交叉学科的视角,兼顾外部特征与内在特征,并从哲学理性的高度,尝试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三大特征:基旨性、差序性和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