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自曼德维尔提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的悖论后，美德因妨碍经济发展而被驱除。亚当·斯密尝试给自利自爱正名，但仍未给仁爱的经济意义正名。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虽显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可以说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     

论“中庸”的价值诉求

从元典文本的回归中具体考察“中庸”，可见其作为哲学范畴和方法论的本真内涵。正确理解与自觉践行“中庸”不仅具有宇宙观、道德观意义上的本然价值，而且也具有指向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社会之和的实然价值。“中庸”自身内在地包涵“权变”与“时中”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构成践行“中庸”的具体原则与方法。通过对“中庸”本...     

传统儒家、法家用人哲学的比较研究

儒家和法家用人哲学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研究显示,儒法两家在用人总体思路、用人标准以及如何用人等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根本来源在于两家哲学所持有人性假设以及管理终极目的的不一致。同时本研究也认为,儒法两家用人哲学的差别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别。     

中国伦理思想特征新论——兼评梁漱溟、费孝通、张岱年、李泽厚之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伦理研究虽然历经百年,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但是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揭示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特征,迄今未有完善之结果.本文在学界前辈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中西融通的观念,交叉学科的视角,兼顾外部特征与内在特征,并从哲学理性的高度,尝试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三大特征:基旨性、差序性和互补性.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早期儒家的道家化

儒家的道家化和道家的儒家化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儒道两家从他们的创始人开始,便有着思想上的对话。战国中期以后,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里,稷下道家在伦理思想上吸收儒家的仁义学说及礼制文化;儒家的孟、荀在哲学上接受道家的宇宙论、自然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先秦儒家的道家化乃是指儒家在哲学上的道家化,而所谓稷下道家的儒家化,乃是指稷下道家在伦理学上的儒学化。     

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

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当权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儒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而得到政治庇护的全真教不仅大量接纳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以保全其性命,同时还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儒家和全真教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之中。在忽必烈的支持和重用下,儒生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全真教代替儒家拥有文化传播权的现实以及不事生产等都引起了儒生的批评,二者关系开始交恶。本文以儒家和当时新兴道教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的视野揭示作为他者的汉文化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