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正统观的现代反思

儒家正统观缘于史家撰史时纪年断限的要求,孕育出正闰之辨的正统学说。其文化渊源则可上溯至中原诸夏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汉民族以本民族为中心构筑的文化共同体。它以民族正统、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的形式得到体现,并在正统学说的发展中生发出观点各异的理论表述。明清易代和清末的社会剧变荡涤了儒家正统观的物质载体和政治基础,在与四裔渐行渐远的17世纪之后,儒家正统观不再具有确证居正、合一的现实意义。儒家正统观作为维系汉文化圈的精神纽带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更多以探索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而存在。     

儒家名家法家与老子的名论辨

在研究《老子》书中“名”的含义时,人们往往以正名、形名之说来解释老子的“非恒名”。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老子所讲的名,既不能以儒家的正名说来解释,也不能用法家、名家的形名之学来说明或取代,因为它们虽能说明老子所讲的名的一些现象,却不能反映老子所讲的非恒名的实质。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     

老子“道”论的人学深旨

老子“道”论的立论宗旨是什么?是出于一种人类学的关怀,还是出于一种宇宙论的旨趣,这是关系到老子“道”论的根本性质乃至关系到老子整个学说的根本性质的首要问题,然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道”论是自然主义的,是宇宙论的,仿佛老子学说的兴趣是在于探讨自然宇宙的奥秘。而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这种来自儒家道德本位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更加久远地影响了老子学说的历史命运。可是于今看来,     

义利之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两者谁先谁后,是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回避的首要价值问题。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论价值。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烟尘及偏见误解,那么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光彩与实践意义。     

儒学的现代意义

儒学的现代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特别是儒学对于现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讨论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但它是否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甚至对今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呢?我认为,它无疑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本文从《庄子》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既“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形象”,又有“道家的反面形象”。进而又从书中“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儒道两家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关系。     

基督教和儒家之“爱”略述

儒家和基督教都提倡“爱”,但“爱”在二者中性质是有差别的。儒家主张“仁爱”,力求君民互爱,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追求充满“仁爱”的社会秩序。这种仁爱和爱神的关系不大。基督教要求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具有“圣爱”性质。因上帝爱我,我也要像上帝爱我那样去爱邻人,人们彼此相爱是为了爱神。儒家的“仁爱”要运用一定的善恶标准进行选择,是将“小人”排斥在外的;基督教的爱具有极大的超越性,主张爱一切人。     

透过金融危机看东亚模式和儒家伦理

东亚金融危机是内外因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东亚政府主导型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有一些滋生“泡沫经济”、诱发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在文化上与东亚其他国家同源同构，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防范金融危机，除了在经济、金融领域采取一些改革和防范措施外，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创新，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社会系统和主流文化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