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现代性转向的重要目标.解析中国之治的发生学密码,基础层面的五大伦理维度不可忽视:民主集中、聚力筑梦的制度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法、德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解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并充分发挥其伦理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大学》“格物”解平议

探求“格物”本义 ,不仅必须遵循以同时同类文献相证的治学方法 ,还要了解古人心性修养的认识论特点。在众多的解释中 ,章太炎之说较能切合经义 ,曲尽本原。其失在于“诚意”下衍出独立的“慎独”义 ,将其提到与八目相同的地位来看待。饶宗颐之失是未能严格将以经证经的原则贯彻始终。表现有二 :一是以二歧之说解经 ,笼统言之 ,不悟其矛盾之处 ;二是牵引他说 ,增添经义 ,未能紧扣本经。裘锡圭以所谓战国时代新的认知思潮来解释“格物” ,是不符反映唯心认识论的“格物”本义的。     

论儒家的管理哲学

儒家的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 ,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本文对于儒家的管理哲学的探讨 ,一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是建立在仁者人也的人性可塑论上 ,二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是以修己安人为其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 ,仁、礼、中庸 ,构筑了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方法论 ,是以中庸之道的原则、变易思想的理论、礼法并用的策略所构成的经权方法为其显著特点。儒家管理哲学所蕴涵的丰富精华 ,经过损益更新 ,依然具有着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     

《太玄》对“易”“老”的会通与重构

《太玄》是拟《易》之作,同时又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观和辩证法,因此是会通“易”、“老”的杰作。但就运思理路而言,《太玄》明显地近于《老子》,而与《周易》有所不同。《周易》以二分法把阴阳视为两体,故而两体的“中和”、“中介”不易透显。《太玄》则不同,它以三分法代替了《周易》的二分法,凸显了贯通阴阳而兼体的“和”的作用。扬雄一方面希冀以《太玄》取代汉代经学而又未能予以取代,另方面他想超越烦琐的象数之学向思辨哲学迈进而又未能达到魏晋玄学的高度,从而成为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转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     

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生活之善”与欲望的满足

欲望满足理论是解释"人类福祉"概念的主要理论策略。相对于替代理论方案来说,欲望满足理论具有优势。它既不像快乐主义理论那样承诺了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又不像客观主义理论那样屈从于"家长制"的批评。通过"欲望"概念所兼有的命题性涵义和态度性涵义,欲望满足理论同时能够说明"生活之善"的"真实性"和"个体性"。但是,"欲望满足"受制于某种第一人称界定的"受益条件",从而存在自身的理论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信息充分条件下的欲望满足理论"。这个表面看起来是一种修正方案的论证策略,却将欲望满足理论带向了彻底失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