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在生态存在论上,两者都是一种生成论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不过,道家注重自然运化过程的自然性、一体性,儒家则强调自然运化的生命特征,肯定人与万物的差别;在生态价值论上,道家偏重“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运化的自然目的性和价值性,肯定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儒家则偏重“人文”价值。它强调人与社会的生存价值．肯定主体德性的价值;在生态实践观上,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自然无为”体现了对自然自组织、自协调智慧的信任。道家实践观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具有消减性特征,强调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肯定主体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用。在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治理上。儒家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和“谨其时禁”。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

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互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吃人",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各有不同.     

儒家人物关系论与现代生态伦理

儒家的人物关系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基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基础,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物关系原则。这对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学、保护环境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儒家理欲论的历史理性与政治关切

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答蒋国保先生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本文的主要篇幅分析了方东美所谓原始儒家的含义,指出方氏以<尚书>和<周易>来讲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误解或曲解,他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所以把方氏视为当代新儒家当然是对一种误解的误解.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道书分类法之我见

本文概述、评论有关道书的各种分类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新的分类系统。     

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性”问题

市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是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搞市场经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利益的使用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总是与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相联系的。正确地揭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 制定获取利益方式和利益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是摆在经济伦理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