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因西化引发的道德和认同危机,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旨在以儒家思想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教材的国家,新加坡汲取儒家思想精华作为道德教育资源的具体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及关注重点的不同,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期,对学界关于儒家伦理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在探寻新加坡道德教育规律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参考。     

史家笔下的韩非子

司马迁将韩非子与老子同传,旨在礼乐文明转向帝制文明的背景中揭示韩非子思想的丰富内涵。老子对年轻孔丘的教言实质上是对韩非人生际遇的历史预言。老庄与申韩虽同绌儒学,但二者本身其实是对立的。汉儒虽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却是韩非子架设了连接春秋战国到西汉帝国之政治立法主张的桥梁;此乃史家反思和批判汉儒的高明见识。     

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两条线索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会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从而产生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谱系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线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心学的立场,而是回到了孔子之“一源”,以聚合“两流”;就辅线而言,它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承认天是形上实体,回归了人之一本。合而言之即是：立法三分,聚合两流;倒转天人,终归一本。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

《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传统大文艺观视阈下的正大书风

正大书风的美学品格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儒、释、道,在此基础上,将站在传统大文艺观的层面展开分析和探究。文艺观说明文学、艺术审美观始出同源,传统大文艺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对文学艺术进行美的评价。分析书法的美学品格,人品即书品论是第一要义,然后才能分析书法的传承和艺术风格。颜真卿、柳公权、伊秉绶无疑为正大书风的代表者,因此从对他们的研究出发,进一步剖析正大书风的美学品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儒学理念的趋同与解构

天主教的传华史是从耶稣会士在华的宣教事业开始的。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主要代表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汤若望（Ａｄａｍｓｘｈｌｌ）、南怀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０等。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正处在动荡、多难之际,但儒家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儒学理念在士大夫和百姓心灵中根深蒂固。耶稣会士为了在中国内地立足并开展传教事业,不得不研习儒家传统,趋同和认可儒学理念,并在不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解构与重建,这方面,利玛窦的贡献最大。 第一,生活和…     

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补儒”、“批儒”则是从“合儒”到“代儒”之间的必要手段和桥梁。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     

马注《清真指南》中的儒学思想CSSCISSCI

一、以言行相顾而立“信”的儒家信条 “信”,是儒家五常之一,意即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这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马注深谙儒家思想,又博通伊斯兰教经典,这样论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