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

该著分为经解篇、观念篇、人物篇3部分,分别从中国传统著作中的经典诠释与释义、中国传统经典观念的分析、重要人物的学统影响等方面来展现作者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等专题,既有从学理上对儒学经典的阐述和辨析,又有从西方诠释学角度出发结合当前时代发展所作的反思,试图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为儒学价值的当下叙述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更对20世纪以来对儒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及人生道路进行考察,从个体角度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流变进行了补充说明.     

基督宗教与敬天尊孔祭祖

敬天尊孔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份。可是在梵二会议前,我国的天主教会是很忌讳谈论这些事的,更不要说参与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外人士对我们的负面看法。其实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教廷已经明令开禁了,可是就是在梵二会议后,还有不少教内人士持旧的     

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

曹魏统治者对儒学不重视的态度,是魏晋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分而言之,操、丕、睿三人的这种态度又各有其原因：曹操是出于完成统一大业的急迫心情,无暇顾及,而且所下“唯才是举”令对儒家核心价值观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曹丕为了稳固地位,取悦儒士派,虽采取了一些重儒的措施,但一则在位时间太短,二则并非因内心悦服而为之,其结果不免流于形式化;曹睿对法家兴趣特浓,所下“尊儒贵学”的诏令无一真正落实,最终儒学不仅没有“尊贵”起来,反而日呈凋敝之势。     

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

在中国儒学解释学深处跃动着一种由孔子初步创立的核心精神。它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核心精神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解释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方向、功能和规律。本文以考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先导,具体分析了儒学解释学核心精神的形成与功用,特别是它所包括的“以经为寄的使命精神”、“以述为作的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试论儒学的创造性改造

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今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不大触动,而只是因时代的变化对其做新的阐释,或者以认同儒学基本观念与思维方式为前提,走海外新儒学打通西方现代观念的道路。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需要用不断的新阐释使其既保持活力,又维系先秦儒学的中心化地位,但仅仅通过新阐释来延续儒家的基本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会     

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期儒学的传布

汉代以来,人们逐渐接受《韩非子·显学》所谓战国儒学为"世之显学"的说法。限于文献记载的阙如,此时儒学发展及"传布"的真实状况并不为后世所认知,甚至遭到疑古学者的质疑。汉墓文献、平山三器、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为重估战国儒学乃至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契机。此类新出土文献不仅反映了战国中晚期儒学的发展高度,而且展现了此时儒学传播的大致地域范围。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

自汉末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落并发生裂变,最突出的表现是玄学的产生。玄学影响下的文人出现了"以无御有"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文艺发展相联系,文艺精神开始在作品中涌动。在这其中,名士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对于起兴的重视、对于唯美的追求和对于道的追寻,使文艺精神进一步升华。同时,名士聚居的世族开始舍弃经学而重视文化修养,文艺成为能让家族重现光彩的重要形式,这对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析庞迪我的《七克》

本文对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的名著《七克》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七克》是部宗教伦理著作,其所讲述的道德内容是由人与神和人与人关系两个部分组成,既有适合儒学的部分,又有与儒学完全不同的新内容。     

宗教与“儒教”

宗教是统治人们的那些自然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颠倒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