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论坛·2011”综述

2011年12月3-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和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韩、日、美、加、澳、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大陆的     

儒学:推动人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简评涂可国著《儒学与人的发展》

<正>20世纪初以来,围绕儒学与人的发展问题,学者们作了诸多视角不同、立场各异的深刻反思,其中既有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针对儒家纲常名教导致人畸形发展而提出的"新民说",又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激进派人士将所谓国民劣根     

章太炎国学观述评

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关于"国学"的内容、性质与意义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未停,之所以就此争论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未能在统一的国学观下展开争论。而要确立统一的国学观,就必须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为了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就必须探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观,因章太炎先生正是现代国学观之见证人与提倡者。基于这一认识,分析章太炎先生一生四次讲国学的过程及所讲内容,可从五个方面总结章太炎先生国学观的主要特征。     

关于儒学因子进入制度的几点思考

<正>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的长久之道,必须扎根学术,深入民间"。此话给我们以启发,我认为,经过当代实践检验的更生的儒学思想的积极因子,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入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进入制度,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进"扎根学术,深入民间"。一、在实践中,有新加坡的成功案例的支持     

从孔子仁学视角谈儒耶对话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主干和底色,两者的历史背景、内涵、特点及社会作用差异甚大,在相遇之后发生种种碰撞是难以避免的,但两者都导人为善,都以爱人为宗旨,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和应该的。在当今文明冲突时有加剧的情况下,儒学与基督教这两种宏大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儒学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