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 ,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 ,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 ,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 ,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

经世思潮在晚清兴起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但不能爱屋及乌 ,忽视其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之洞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变化后认为 ,经世思想具有双重性 ,既蕴含着走向近代化的可能 ,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又承纳着卫护封建道统的本然 ,严守“中学为体” ,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障碍     

罗尼·泰勒对儒学宗教性的独特研究

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宗教学研究教授罗尼·泰勒在其《儒家思想的宗教向度》(TheReligiousDimensionsofConfucianism)一书中对儒学宗教性的独到见解 ,并对其研究工作的特点加以总结和比较 ,希望对“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泰勒坚持认为宗教始终是儒学传统中的中心特点 ,分析了有关圣人之道与天之道的多重向度 ,例如使用经典文本和静坐修行的形式来发掘其宗教上的意义。而在这种在“天”与“人”的相互关系中 ,朝向精神的最高境界进行的基础性的超越和转化正是对儒学宗教性的一种揭示。     

以儒学浅释圣神的效果

圣保禄在《迦拉达书》5:22告诉我们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仁爱儒家最喜欢讲仁、义、礼、智、信。而仁则排在第一。保罗亦将仁爱放在首位。孔学即是仁学。仁爱乃是所有爱德的大本大源。孔子的一贯道即仁。仁就是对他人的爱。孔子认为,人生在世,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儒学要与时代同行 须强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本文是作者“儒学与西方文明”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作者认为,只有站在当今世界文明的高端．从中华民族今天的辉煌着眼。才能够把握儒家历史演进的全部意义和基本精神。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并没有扼杀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传统的良机。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积累,不但应该在当前的国内发挥作用,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影响世界。面对国内外基督教学术界提出的“孔耶”互补互利论、“文化神学”等种种论点,大陆的儒学界应该充分发挥学术的优势。为儒学的创新开辟新的局面。     

齐鲁饮食文化形态中的儒学思想

齐鲁饮食文化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定文化形态的饮食观念,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起着促进或制约社会发展的作用。齐鲁饮食习俗中“上顺天道、适时进食”的自然生态观,“长幼有序、进食有礼”的礼俗观,“敬天爱人”和谐观,“孝敬父母、以和为贵”伦理观,“以大惟美”待客观,是齐鲁饮食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儒学思想实现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新的历史时期,齐鲁饮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发展与对外交流,去粗存精引领社会饮食文化健康和谐发展。     

“四七之辩”的肇始、系谱化及其“终结”——16至19世纪朝鲜儒学的逻辑进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朝鲜儒者对“四端”和“七情”与“理”、“气”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简称“四七之辩”。这一论争是整个朝鲜朝（1392年-1910年）时期最为重要的哲学论辩,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反复论难,久乃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