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因子进入制度的几点思考

<正>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的长久之道,必须扎根学术,深入民间"。此话给我们以启发,我认为,经过当代实践检验的更生的儒学思想的积极因子,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入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进入制度,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进"扎根学术,深入民间"。一、在实践中,有新加坡的成功案例的支持     

从孔子仁学视角谈儒耶对话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主干和底色,两者的历史背景、内涵、特点及社会作用差异甚大,在相遇之后发生种种碰撞是难以避免的,但两者都导人为善,都以爱人为宗旨,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和应该的。在当今文明冲突时有加剧的情况下,儒学与基督教这两种宏大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儒学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     

“仁”的现代重建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探析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再度崛起的精神文化基础,而这一过程不能不以最合乎民族文化心理的方式完成。孔子的“仁”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它是对宇宙人生的总体式领悟,是不断开放并不断完善的生命追求状态;它代表了孔子对完美、至善的表达,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信仰。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境遇下,“仁”的开放性、生成性特质,使得“仁”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境遇下,通过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反思,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深层的心理根源与文化信仰。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儒学文化源流

中国的公民道德是中国既有文明历史的自觉延续,尊重、整合和传承历史传统所有好的知识和经验将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在源与流的双向层面上发掘出公民道德的建设契机和本土文化资源,不但在思想传承上更显理论厚度,而且可以在具体实践上获得更大的民族认可度.在批判吸收儒家德目的同时,需要以儒学的生活世界作为背景来展开,方能真正找到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