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情性、大众与名誉——荀子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

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可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存在一些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鉴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加强“四史”学习教育 增进宗教界政治认同

<正>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宗教界要通过认真学习“四史”,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论太虚大师对朱熹等理学家辟佛思想的回应

<正>太虚法师(1890-1947),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之一。目前学术界研究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成果非常丰富,如欧阳镇《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主要考察太虚大师引用儒家思想建构人间佛教的特征与价值[1],张雪梅《民国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重在考察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特征[2]。贲利《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世俗化探求》考察太虚大师佛学理论的"世俗化特征"。[3]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特色与贡献,但是他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又作是心即佛、心即是佛。也就是说,无论凡夫心、佛心,其心之体与佛无异,此心即是佛。这是由《华严经》“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的思想而来。禅宗史上历代禅师都主张即心即佛的修行主张。如《达摩血脉论》云:“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乐教传统源出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并非自儒家而始。礼乐之治下的乐教形态,以厚人伦美风俗为教化手段,而以善治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应地,其间的道德观念也还处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乐教传统发展到孔子这里,开始演化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面向:在重视乐教政治功能(移风易俗)的同时,孔子开始深入到个体的层面沉思乐之于生命完满的价值(成于乐)。委实,儒家之前的知识阶层对乐之于个体生命的修养价值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探讨,不过这些讨论还停留在养生的层面,大致未脱卫生之术的范围。早期儒家则一改养生的话头,转而以养德作为中心的关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乐成德的修养论,而大成于荀子和《礼记》。这一乐本修养论(music-based cultivation)以自然情感治理为内容,试图通过性情训练为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主体保证。在早期儒学的脉络中,这一修养论的哲学基础可以通过《中庸》的中和观念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在一个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人文性的乐本教养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对于我们追寻好的生活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