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力求参与某项活动并且带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人对他所感兴趣的事物总是使他不知不觉地心向神往,表现出注意的倾向。兴趣可以孕育愿望,可以滋生动力。学习数学是需要兴趣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自述道：“我有我的天地,读书和演算才是我极大的乐趣,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种乐趣。”“有一次,我边走边思考题目,入了神,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头撞到一棵大树上,头上碰出了一个大包,自己都没有觉察,……”     

歧视知觉对初中生的合作倾向与行为的影响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揭示歧视知觉对初中生合作倾向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1采用问卷法对752名初中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 运用潜变量交叉滞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之间的纵向预测关系; 研究2采用动态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考察歧视知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及群体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初中生的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 T1合作倾向可负向预测T2歧视知觉, T2歧视知觉可负向预测T3合作倾向; (2)在公共物品困境前三轮投资比和贡献率上, 歧视知觉和群体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而在后三轮仅发现歧视知觉在投资比和贡献率上的主效应, 以及群体类型在贡献率上的主效应。以上结果表明, 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之间存在纵向螺旋式影响; 歧视知觉对前期合作行为的影响受到群体类型的调节, 但随着互动时间延长, 该调节作用消失。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针对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如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浅谈。     

为了谁，幼儿更可能说谎?不同受益者对5～6岁幼儿说谎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你藏我找”范式,将自我受益作为基线条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不同自我相关性受益者和不同群体受益者对5～6岁幼儿说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比于高自我相关者和低自我相关者受益条件,幼儿更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而说谎;而相比于低自我相关者受益条件,幼儿更可能为高自我相关者的利益而说谎(实验1);(2)相比于内群体和外群体受益条件,幼儿更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而说谎;而相比于外群体受益条件,幼儿更可能为内群体的利益而说谎(实验2)。以上结果表明,5～6岁幼儿的说谎行为存在强烈的利己倾向,为自己获得利益而说谎的可能性最大;而5～6岁幼儿的亲社会说谎行为在个体层面存在自我相关性偏好,在群体层面存在内群体偏好。     

父母严苛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自杀倾向: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对西安市四所中学4071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父母严苛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直接效应上讲,父母严苛型教养方式和个体自身对自杀行为的合理化认知对青少年自杀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青少年对自杀行为的合理化认知在父母严苛型教养方式和自杀倾向的相关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在严苛型教养方式通过自杀行为合理化认知影响自杀倾向的模型中,同伴支持变量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而教师支持变量在这一模型的直接路径与中介模型后半段均起调节作用。     

广州综合性公园的功能倾向性发展研究

广州综合性公园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城市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其功能的变迁体现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时代需求。历经百年,广州综合性公园的功能倾向依次体现为以公共、绿化、生产、商业和生态文化主导的五个阶段。随着当下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广州综合性公园出现了功能定位同质化、功能分区老龄化和功能设施老旧化现象。文章通过对广州综合性公园功能倾向性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对当下公园所面临的功能问题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优化提升的策略,明确公园在新时代发展的方向。     

普陀山佛教 以文化提升为抓手 遏制商业化倾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7年11月3日,国家宗教局等十二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对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从十个方面明确政策界限、提出治理意见。近些年来,浙江普陀山在治理佛教商业化问题上制定了各种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本刊特此刊发相关文章,介绍普陀山在治理商业化问题上的做法和经验。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内隐人格观对他人知觉的影响

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投射测验法分离出两类不同性质的内隐人格观,然后通过效价匹配实验和错觉关联实验,初步探讨了内隐人格观对他人知觉的信息加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跨性格、能力等不同人格属性有共通一致的内隐观;(2)固存观的反面就是渐变观,它们是同一维度的两极;(3)与渐变观者相比,固存观者更易以一种评价性方式知觉他人信息;同时,渐变观者不像固存观者那样对他人特质作出静态判断,而是集中注意力于理解他人行为发生的动态过程。     

受顺序影响的证真偏向:来自四卡问题新范式的证据

通过对经典四卡问题呈现方式的改进,逐一呈现与命题对应的检验证据,要求被试判断每一证据在命题检验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证真偏向"依然存在,但从正确率来看,顺证真与顺证伪没有显著差异;(2)发现了显著的顺序效应,与逆向检验相比,顺向检验有更高的正确率与更短的反应时;(3)被试加工与命题"无关联"刺激时存在明显困难,其正确率显著较低。这些结果说明个体在判断不同证据对命题检验的作用时会受到命题内在方向性的影响,个体可能会采用一些固有推理图式以及简单的匹配策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