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善生子经》中的伦理思想浅探

《佛说善生子经》中的伦理思想，诸如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尊重妇女、夫妻和睦、恩厚朋友、善待下属、尊敬供养清净福田僧、积极行善、谨慎交友、克己利人等，是佛教中国化的契合点之一，并充实和填补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佛经所散发出的这些优良品德和处事态度，至今仍是人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而也体现了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菩萨精神的生命力。     

《禅林宝训》五种古注本述评

《禅林宝训音义》为现存第一种《禅林宝训》古注本。以后出现的《禅林宝训合注》、《禅林宝训拈颂》、《禅林宝训顺硃》、《禅林宝训笔说》四种古注本,基本上遵照了《禅林宝训音义》,但是因注解内容详略不同、注解诠释方式有所差异而各具自身的特点。在上述五种古注本中,《禅林宝训笔说》综合了前四种古注本的优点而成为流传今天丛林的最佳古注本。《禅林宝训音义》等五种古注本的出现且流传至今,这与《禅林宝训》所具的思想价值和对禅林的重要指导意义是分不开的。     

浓妆淡抹总相宜——西方"移情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体现和审美差异

移情说理论在中西方的美学及文学发展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移情的基本含义来看,中西方都认为是主体和对象之间构成的一种和谐的审美关系。西方的移情说,强调的是在审美欣赏活动中,将审美主体的感情移入客体,作对象化观照,从而使审美欣赏成为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中国的移情在审美观照下有其独特的内在共感体验。由于东西方思想根源的不同,审美观点、立场的差异,两者在对心与物、情与景的关系上也产生了分歧。     

论胡瑗易学的卦气说

一直以来,胡瑗与王弼、程颐一道被视为易学发展史上义理易学的三个典型代表,而他所承继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胡瑗所秉持的,仍是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作为汉代象数易学主流学说的卦气说,在其思想中依然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一卦气说语境阐发其义理内涵。而其卦气说所涉及的,主要有十二消息说和《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说两个方面的内容。基于卦气说的语境,胡瑗契接汉唐经学本天道立人道的基本精神与人文价值视野,力陈圣贤君子认清自己所处时势,以强烈家国天下担当,积极投入到天下事业中去,以此非但实现个体生命之意义,更深切关怀天下之有序与和谐。     

以诗说禅:黄庭坚诗歌中的禅意造境艺术

<正> 中国的禅宗,在神秀与慧能分别呈出"悟道偈"之时,也揭开了以诗说禅的帷幕,其后禅师们创作了大量的禅门偈颂,以呈现悟境。尤其在石头、马祖以后,随着禅门中独特的教学制度的形成,在师徒问答、上堂示法以及说公案、斗机锋等场合,也更多地利用了诗偈。这些禅门偈颂的语言形式几乎与古典诗歌一样,对诗歌的内容与技巧都有一定的影响。宋代又是文字禅流     

崇拜与音乐系列(三) 从崇拜——会众为什么要唱诗说起(上)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诗98：4-6）约在20年前,华人参与＂音乐崇拜＂时,会理所当然地以为会众就是旁观者,因为当时的理解,＂音乐崇拜＂几乎与＂音乐会＂无异,加上＂崇拜＂二字只界定了宗教的内容。这亦反映出一般对崇拜的认知仍是＂聚会＂,＂少数＂在台上的领导替＂多数＂的会众办完便好!     

缘生·赋值等值说述论--来自佛教量论的等值翻译解说

等值翻译是翻译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该文首先回顾了等值概念的历史源出及等值的主要类型,并以此为依据阐明等值翻译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在认识论上的误区。该文从佛教量论的角度推导出翻译过程中源语与译语之间的两种关系,即从源语到译语的缘生关系和从译语到源语的赋值关系,而迄今为止的传统等值翻译理论只涉及前者。笔者将体现源语与译语双重关系的等值理论命名为“缘生·赋值等值说”。笔者确信,基于佛教量论的“缘生·赋值等值说”与传统的等值翻译理论相比更具有解释性和可依赖性,故希望以此促进国内外翻译学界对等值翻译的重新思考。     

关于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与原则

历史编纂学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原理。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探讨的是心理学史的编纂方法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描述对反思;2)客观性对主观性;3)现在主义对历史主义;4)内在史观对外在史观;5)伟人说对时代精神说。     

何劲松书普明禅师牧牛图颂

稍稍接触过佛教的人都知道,唐代的大禅师们——诸如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很喜欢用“牧牛”比喻“治心”,即将牧童比作人,将“牛”比作“心”,或是将牧童比作“心”,而将牛比作“性”,以十牛比作修心的十个阶段。《景德传灯录》记马祖问石巩:汝在此何务?答曰:牧牛！同书记长庆懒安称自己在沩山三十多年不学沩山禅,但牧一头水牯牛。这些牧牛公案后来逐渐形成图卷,并由许多禅师依据图卷作成偈颂,从而成为图文并茂的禅门心法著作。     

《乐记》的儒学思想CSSCI

《乐记》初步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儒学的理欲观,强调了气对道德和风俗变化作用的德气论,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强调用歌乐来促进和培养德性、治心修身,形成了儒家的心性—乐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