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变量为中心到以个体为中心：正念研究路径的转向及启示

将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引入正念研究领域。基于量化研究,主要以五因素正念问卷为测量工具,以潜在剖面分析为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区分为不同的子群体,并分析各个子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在结果变量上的不同表现等,很好地弥补了变量中心研究路径的不足。基于质性研究,关于正念安全性/不良反应的问题,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尊重个体差异性与自主性,以确保个体在安全练习的基础上获益。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对于准确把握个体正念方式并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对个体开展正念干预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重“欲”到“无为而治”——张栻理欲观的三个层次

重义轻利和存理灭欲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张栻对义利理欲的探讨在继承胡宏思想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贡献:首先,他自觉地从概念使用上区分"欲"与"人欲"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表达尊重"欲"的立场;其次,因为"欲"有变为"人欲"的危险,因此他对于"欲"作出了"小且贱"的价值评价;最后,他走向一以"义"或者"天理"为标准的立场,并在此过程中为"天理"确定了"直"、"顺"、"无所为"等同时具有本体和工夫意义的新标准,舜的"无为而治"成为他理欲观的最高理想。张栻从最初重"欲"到最终走向"无所为"而"天理"的结局,看似有所矛盾,实是层层递进,而其现实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康熙乾隆的显通寺诗

五台山显通寺佛国藏珍楼内,陈列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匾四块。匾幅都很大,其中三块为横幅,尺寸相同,横190厘米,竖64厘米;一块为竖幅,横95厘米,竖188厘米。均为黑底金宇,光彩耀目;未有镶边,古朴而典雅。字体丰满圆润,端庄而又洒脱,称得上是几件艺术珍品。这四块诗匾,依写作时间为序,其一是《显通寺作》,落款“庚午仲春御笔”,即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乾隆皇帝第二次朝台时所作。其二是《显通寺再依皇祖元韵》,落款“辛丑季春御笔”,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乾隆皇帝第四次朝台时所作。     

国内康德美学思想研究述评

一、康德美学思想与近代及其之前美学思想的关系 康德是近代美学的主要开拓者,在美学史上,其美学思想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与前人美学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有博克、卢梭、休谟、夏夫兹别里等对其影响很大,在其基础上康德形成了其前期批判美学思想.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

从出土材料和世传文献相结合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而“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当即是《杂卦》。秦颁禁书令,《周易》经传当皆在未禁之列;所谓淮南缪生及帛书缪和未必就是申公同学穆生;《易大传》当别为一名,并非就是今本《系辞》或《易传》。西晋不准盗掘的汲郡墓,其下葬时间应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根据墓葬《易》简,今传本《易经》的定本当早已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前,而春秋战国之易学流派纷呈;《易繇阴阳卦》并不即是《连山》、《归藏》,但今传本《归藏》有许多材料来源颇为悠久古远;《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说卦》当曾综合前人象例而成;师春可能与左丘明有较密切的关系,而《师春》一书并非刘歆伪造《左传》的材料。     

动态范式中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 ——是客体抑制还是空间抑制的动态更新？

对动态范式中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进行了考察。实验1在双侧客体改变和不改变条件下考察了返回抑制效应,结果表明,在双侧客体改变条件下返回抑制仍然存在。实验2采用单侧客体变化技术对动态范式中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在有效线索化条件下,单侧客体改变和不改变条件下对靶子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p > 0.90）。这些结果表明动态范式中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的机制是空间抑制的动态更新,而不是客体表征受到抑制     

古賨人与道教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为什么《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都说张陵学道鹤鸣山中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先从道教产生的社会基础说起。 众多的道教经典和史书都公认,道教形成的社会基础有三:一是黄老道学;二是神仙方士的炼丹长命之说;三是民间世俗中的原始巫觋鬼道。黄老道学是指黄帝和春秋思想家老子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黄帝、老子的思想学说作为道教的思想理论和教旨教义,如清静无为,修身养性,“清静为宗,虚无为体,柔弱为用。”     

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写作意图之阐释

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不仅历史性地呈现了韩非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逻辑关联,而且昭示了韩非子背离老子思想的深邃意蕴。韩非子借助老子"道"的悖论思想,批判并否定了儒家"仁义"之"礼",代之以"法"而"治天下"。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儒家之"礼"还是法家之"法",均为背离"生生"之"道"的"无道"之"术"。史家作此传的深意,在于反思西汉武帝朝弃"黄老"而尊"儒术"之立法思想转变的真相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