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与孝伦理

近年来孝伦理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本文论述了孝意识的自然基础和社会起源 ,指出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孝伦理的严重扭曲和对封建孝道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指出 ,作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孝道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孝道的合理内容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孝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广告信息加工中的性别差异

1 引言许多研究表明,广告代言人对于促进广告对受众的作用非常重要。Phillips(1996)认为,广告中的代言人可以吸引注意,提高对产品的再认和回忆,因为广告制作者用广告代言人将其所欲表达的诉求、意义赋予了产品。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人研究对于男、女性受众来说,不同性别的代言人就其所代言的品牌对他们的记忆能够产生多大作用。尤其是不同性别的代言人对不同性别受众的内隐记忆,即自动化加工的作用亦未见到有关研究。本研究试图用加工分离程序(PDP,Jacoby,1991)就不同性别广告代言人条件下,不同性别受众对其代言品牌的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作一初步探讨。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推基古

经文:西4:7—8,弗6:21—22 一、默默无闻 推基古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他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我们都无法知晓。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他是小亚西亚人(徒20:4)。出现在圣经中一共有五次(西4:7—8,弗6:21—22。徒20:4,提后4:12,多3:12),在这五次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他做了什么大事,或者在教会中担任什么要职,而总是作为一个陪伴保罗、为保罗送信。     

东正教会对伏尔泰圣经批判的驳斥——以帕里奥斯的《解药》为例

18世纪末,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伏尔泰的圣经批判传入了启蒙时期的希腊,因其对圣经启示真理及基督教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的否定引发了东正教人士的普遍不满与反驳。然而以往有关希腊启蒙时期的历史书写出于对启蒙价值的认同,不仅不会过多关注这一时期的反启蒙因素,而且还倾向于笼统地批判这些反启蒙意见,使其不能获得自身语境内的解读与理解。本文以这一时期一部典型的驳斥伏尔泰圣经批判的东正教护教作品(帕里奥斯的《解药》)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从帕里奥斯所秉承的源于希腊教父的二元知识论出发,分析解读他对启蒙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解经模式的质疑与批评。     

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

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存在市民化问题,还存在本地化问题,这里从区域分割视角去讨论本地化问题,认为阻碍本地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区域社会体制,主要有三类具体的社会体制,即唯利型生产体制、分离型消费体制和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唯利型生产体制(特别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本地化的基础,因为在这种生产体制下,他们不能在流入地获得稳定的就业,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出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唯利型生产体制决定了分离型消费体制,而后者又强化了前者;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和巩固了分离型消费体制和唯利型生产体制,流入地政府之所以不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消费体制,主要还是出于对公共服务成本的考虑,而唯利型生产体制则为非均衡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反过来说,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前者。这背后的症结是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成本,由此产生了三类阻碍本地化的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建立适应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开放性社会体制,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探析近现代日本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从武内义雄、和辻哲郎到白川静

"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不仅拓展了《论语》及孔子思想的跨时代生命力与跨文化视域,其自身亦可成为能动的主体来推动研究者主观立场下的哲学、思想或学说。近现代日本哲学思想家武内义雄、和辻哲郎、白川静的《论语》研究亦呈现出作为方法的一个侧面。武内的《论语》研究奠基于文献考据学与思想史学,并以后者阐明《论语》最古层的思想,借此建构自身的中国思想史。和辻的《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虽采武内的最古层说,但对《论语》结构的分判与武内不同,而采自身伦理学的立场,其判释基准并非"思想的变迁史",而是"在于关系(共同体、共同文化圈)之中"。不同于前两者,白川静以自身文字学体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观来研究《论语》,认为孔子的思想不应和殷商以来的宗教、巫术完全切割。此种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孔子形象与武内、和辻的作为理性主义者或伦理学家的孔子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钱穆、缪钺战国秦汉间“新儒”说述论

20世纪40年代,钱穆与缪钺就战国秦汉之际的"新儒"展开讨论商榷。钱穆揭橥"新儒"之说,并从宇宙论方面揭示其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缪钺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强调阴阳家对"新儒"及秦汉思想的作用。钱穆和缪钺"新儒"说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差异,彼此又有吸收借鉴,对现代儒学研究和当代语境中的"说儒"具有重要意义。     

应得的类型

按照应得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应得可以划分为自然的应得、行动的应得和规则的应得三种基本类型。自然的应得属于直接断言的应得,主要表达人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评价。行动的应得以主体有目的的行为为基础,涉及行为后果和个人责任的判定。行动的应得能够构成对平等主义的真正批评。规则的应得和行动的应得相互交织,但规则的应得其根据来自于"在先"的规则,表达的真实意义是资格。以有无基础为标准而划分出的应得类型可以增加概念的清晰性,有助于澄清日常语言中各种应得概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