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论同意蕴含的责任价值

虽然不同的伦理学类型对责任之价值的认知存在着差异甚至争议,但无论何种伦理学类型都会认为责任是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不同含义的同意(consent)往往都意味着同意主体因此而被赋予一定的责任,即同意主体的同意行为往往会导致其有相关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意内蕴有责任。同意主体的同意既可能具有有效性、合理性,又可能是无效的或不合理的,而无效或不合理的同意不能产生、形成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责任。因此,同意主体对于因同意而导致之责任的承担,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既是同意的有效条件,也是同意主体的担责条件。     

当代人格的塑造要注重生态维度

当代人格的塑造具有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即要特别注重人格的生态维度。在当今世界,严峻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意识到必须努力建设一种能够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而要建设生态文明,人类不仅需要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而且需要从根本上     

服务社会是宗教的永恒责任

富勒神学院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院校,并以倡导宗教多元化及其学术成就闻名遐迩。毛院长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和中国国家宗教局的老朋友,感谢毛院长和富勒神学院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美丽的富勒校园与各位相聚,交流分享中美两国有关宗教与社会     

工程活动中的伦理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工程活动是通过诸多异质要素集成创造人工物的过程,在工程活动中各个异质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与价值诉求,离开对这些不同利益和价值的调整与协同,工程活动便很难进行。     

信任：日本核危机的哲学与伦理反思

2011年的日本核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运用伦理学想象力的契机,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其中与风险相关的信任问题尤为关键。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给个人施加了焦虑,因此需要建立道德共同体作为伦理策略。信任的社会建构同时需要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伦理的广泛参与。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滞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企业的社会身份从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决定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特征。有些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或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由企业和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身份、对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缺乏理性认知所导致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和社会双方更新观念,重构企业社会责任观体系。     

不同职工对待激励模式需求程度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不同情况职工采取何种激励方法最为有效。方法是采用自编的职厂激励调查表．对河北省石家庄市不同类型、等级的3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首先对调查项目的在被调查人中进行因子分析筛选项目．形成了最终的激励评价表,用该激励评价表的项目统计分析了不问情况职工对待激励模式的需要程度。统计的平均数显示．对工作环境、责任和物质奖励比较重视．女工对物质奖励的要求高于男职工,男职工在与工作有关的因素上高于女职工;从年龄和职务来看,年龄越低,职务越低,对各种激励模式的要求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对责任、成就、人际关系的要求越高。     

公共卫生实践中诸主体的道德责任

公共卫生伦理的实质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道德责任,明确其实践诸主体的具体道德责任,即政府应当尽力提供与公正分配公共卫生资源,公众应当追求公共善基础上的合法权利,卫生职业者应当献身职业,进而为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减少和预防疾病、降低和最小化风险与伤害提供伦理支撑,也将为公共卫生实践主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     

“电车难题”新探——基于一种理由面向的实验法

根据对电车难题的主流问卷调查结果,大多数人在电车案例和天桥案例中会作出不同选择,传统的哲学理论皆基于这一前提构造解释。笔者所做的一项新的调查问卷则显示,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选择发生了显著改变。对发生改变的群体的抽样访谈进一步表明,他们主要持有三个观点：个体责任观点、社会规范观点、运气决定观点。传统哲学理论既不能解释这种新现象,也无法容纳这些新观点。因此,规范性理论的建构应当充分参考经验观察,实验伦理学则应当侧重于“对规范问题的描述性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研究方略,笔者亦对实验伦理学的方法作出了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