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生本课堂倡导在教学中渗透“以生为本”的理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它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使学生成为“学习的首要责任人”,“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学”。因此教师要借助一种外界的教学媒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学习。而现代信息技术媒体的运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课程背景下关于高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问题的探讨——以高考文综政治试题为例

坚持“能力立意”是近几年来高考命题的重要原则。教育部颁布的高考《文综考试说明》中的考核原则规定了四种能力,其中“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是高考文综政治考查的首要目标,却是学生成绩提升的瓶颈。本文以高考文综政治试题为例,就新课程背景下“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考核目标的理解、把握以及培养路径做粗浅的探讨。     

组织型插图对不同认知方式个体说明性文本阅读的影响

采用图文相继呈现、文本逐句阅读的范式,通过反应时技术与出声思维的方法考察了组织型插图对不同认知方式个体说明性文本阅读过程与阅读结果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单一文本相比,场独立个体在有插图条件下的阅读成绩显著提高,而阅读时间没有增加,并产生了更多的推理、细化和提问策略;而场依存个体在有插图条件下的阅读成绩显著提高,阅读时间也显著增多,而理解策略没有变化。这说明组织型插图对两种认知方式个体说明性文本的阅读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场独立个体没有因为增加组织型插图而付出更多的加工努力,而是通过调整理解策略的方式来提高阅读效果;而场依存个体在阅读过程中没有根据组织型插图调整理解策略,阅读效果的提高是以付出更多的加工努力为代价的。     

“道听途说”还是“眼见为实”？效价及真实性对幼儿评价流言传播的影响

考察流言效价和内容真实性相冲突时,幼儿在社会偏好和行为评价上的特点,结果发现：在不知道流言真实性时,5～6岁幼儿会更愿意与积极流言传播者做朋友,认为传播积极流言的行为更好。但后续通过直接观察发现积极流言虚假但消极流言是真实后,他们对积极流言传播者的评价表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这种变化在不同的评价任务中表现不同：他们更愿意与说消极但真实流言的个体做朋友,但依然认为传播积极却虚假流言个体的行为更好。     

正负性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正负性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向186名被试随机呈现正负性自然及非自然环境图片,并测量其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及对互动对象的合作预期。结果发现,正性自然环境不仅直接增加合作行为,还通过提高合作预期来促进合作行为;而负性自然环境直接减少合作行为。这表明正负性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均不相同。这弥补了先前研究之不足,对如何利用自然环境促进合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人工语法学习迁移效应的一项实验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人工语法迁移效应产生的机制,着重考查了组块信息迁移理论对人工语法迁移效应机制解释的适宜性。结果发现：当学习和测验序列的表层结构不同时,被试能够学习和迁移非重复成分间的序列依存性(实验一);当被试将非重复成分间的序列依存性迁移到表层结构不同的测验序列中时,需要在学习和测验序列的分布特征上形成一种匹配(实验二)。     

情绪效价与面孔类型对幼儿无意视盲的影响

幼儿对不同的情绪面孔图片存在不同的注意偏向,考察情绪效价与面孔类型对幼儿无意视盲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幼儿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本研究采用静态无意视盲的实验范式,通过2（面孔类型：符号化卡通、真人）×2（情绪效价：积极、消极）被试间完全随机设计,考察了111名幼儿（62.5±3.6个月,男生60名）在无意注意条件下对不同情绪效价和不同类型面孔的觉察情况。结果表明：（1）幼儿对积极情绪面孔的觉察率显著高于消极情绪面孔;（2）符号化卡通面孔与真人面孔的整体觉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3）积极情绪面孔中符号化卡通面孔的觉察率高于真人面孔。综上,情绪效价对无意视盲的影响会基于面孔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幼儿对卡通积极情绪面孔有更显著的注意偏向。     

类别学习多重系统理论的研究与展望

介绍了国外学者为验证类别学习的多重系统理论所做的行为实验研究及主要结果,包括反馈训练、延迟反馈、反应位置、间断的类别刺激分布等因素对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的影响,和数字Stroop任务、序列记忆扫描任务、类别数量等因素对基于规则的类别学习的影响;同时,作者指出了实验中没有很好地解决两种类别结构之间的难度差异等问题,并提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开创我国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新局面

2021年12月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公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是继2018年实施的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后,我国进一步对境内宗教类信息互联网传播及相关服务进行明确的法律规范。《条例》首次明确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是中国互联网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