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吸引力和信息正确性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

实验1采用3×2×2 的混合设计, 考察4~6岁幼儿获取全新信息时基于面孔吸引力的选择性信任及其特点。结果显示：(1) 4~6岁的男孩和女孩均表现出对高面孔吸引力者的选择性信任。(2)在选择性信任程度方面：5岁比4岁高, 而4岁和6岁之间、5岁和6岁之间则相同; 女孩在询问任务中比男孩表现出更高的选择性信任, 在赞同任务中则相同。那么, 幼儿的这种选择性信任是否受到信息正确性的调节?为此, 实验2采用2×3的被试间设计, 探讨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对4~6岁幼儿基于面孔吸引力的选择性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正确性为50% vs. 50%条件下, 幼儿未对信息提供者产生选择性信任; 在正确性为25% vs. 75%条件下, 幼儿对提供较大正确性信息的低面孔吸引力者产生了选择性信任。研究结果表明：(1)在信息缺乏时, 4~6岁幼儿普遍存在有偏见的选择性信任; 女孩比男孩更易受到社会偏见因素的影响。(2)在信息明确时, 4~6岁幼儿也能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性信任。     

契约参与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从契约制定过程角度,探究个体制定契约参与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现场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制定宿舍契约能提升宿舍人际信任,认同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实验室实验结果表明:契约参与度不但能提升被试对其他被试的情感(善心)和认知(依赖)信任,而且能提升被试在信任游戏中对其他被试的信任行为; 并且认同感在前者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综合两个研究结果,契约参与度能提高对共同参与制定契约的同伴的信任,且社会认同能解释这种影响。     

睾酮与人类决策行为

睾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 主要的雄性激素之一。在神经科学与神经内分泌学领域中, 早期研究发现睾酮会对人类的攻击性、社会交往、冲动性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来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睾酮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包括社会性决策的信任、合作、利他与竞争方面以及经济性决策的风险决策。多项研究显示, 睾酮的水平与经济性决策中的风险寻求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在社会性决策领域中, 高睾酮水平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支配性和公平性行为, 同时表现出更低的人际信任。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也存在难以重复验证的现象, 需要更多的研究探寻可能影响睾酮与决策的其他因素。未来对睾酮与决策的研究可以关注睾酮与消费决策领域、探寻青少年睾酮水平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等。     

4～6岁幼儿经济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幼儿是否在博弈任务中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信任行为,同时考察可能对幼儿的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个体认知因素(观点采择)和环境因素(负性反馈和代际传递)。研究对189名4~6岁幼儿及其家长进行多种任务的测量。实验一通过修订Evans和Krugger(2011)的信任博弈任务,考察幼儿在匿名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结果发现与4岁幼儿相比,6岁幼儿对他人的信任更低;实验二考察了幼儿信任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幼儿在得到负性反馈结果后再次进行信任博弈任务时,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比前次有所降低,6岁幼儿对他人返还数量的预期比4岁幼儿下降程度更大;6岁幼儿的信任行为(第一次给出意愿)与观点采择能力显著相关;6岁幼儿的信任水平与家长的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虚拟团队中的信任研究

信任是从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虚拟团队的一个重要课题。与传统组织中的信任相比,虚拟团队中的信任主要是认知或行为定向的;它在最初几次互动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并通过随后的沟通行为维持下去,所以沟通行为和沟通内容的特征对虚拟团队中信任的建立和维持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由于目前研究方法所限,无法确定虚拟团队中信任与绩效的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合作动机与信任:基于不确定性简化机制的研究

信任是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Luhmann认为信任是简化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有着更高的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从而可能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文章研究了不同合作动机下不确定性对信任的不同影响。实验在社会两难范式下采用不确定性(高、低)和合作动机(高、低)为自变量、信任为因变量的混合设计。结果显示:1.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信任对方;2.合作动机较高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增高;合作动机较低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降低。对此的解释是:不确定性的增高造成个体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增高;合作动机高的个体会用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而合作动机低的个体会用不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性增高的情况下,前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增强,后者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增强。     

视听时间再校准：适应空间与适应客体的联合及独立作用

同一事件的视听成分即使同时发生, 由于两种信息的物理传播与神经传导速度的差异, 大脑知觉到它们的时刻仍会存在一定的延迟。时间再校准指大脑可以最小化并适应这段时间延迟的现象。本研究采用“适应—测验”范式, 在适应阶段连续给被试呈现视觉先于听觉或听觉先于视觉128ms的刺激对, 在测验阶段以时序判断任务来测量被试此时主观同时点的变化。通过操纵适应及新异视听刺激对(即适应客体与新异客体)在测验阶段出现的空间位置, 探索空间与客体因素对视听时间再校准的影响。结果发现, 当适应客体出现于适应空间时, 主观同时点显著偏向了时间延迟的方向; 同样显著或边缘显著的主观同时点偏移还发生于适应客体出现于未适应空间时, 以及新异客体出现于适应空间时。研究表明, 视听时间再校准在不同空间中的表现取决于适应空间与适应客体的联合或独立作用。     

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情绪对信任的影响。通过中英文献检索,共有21篇文章70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745）。其中积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47个独立样本,消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23个独立样本。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呈中等效应量（d=0.49）;消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较小效应量（d=-0.23）。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情绪的诱发方式、信任对象熟悉性以及信任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受独特的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与西方人相比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在面临一些特殊情境时的行动选择,来解读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方式、运作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与产生这种信任行为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论儒家之"诚"与网络信任

网络信任缺失和信任危机只是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的反映,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扭曲。儒家”诚”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对风险和利益的考虑,从人的本质的层面上诠释诚信的意义,对网络行为主体信任的建立仍有重要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