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五代的密教与社会生活

唐五代时密教发达,但是学者多关注的是精英的密教。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试图反映唐五代民众的密教信仰和密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认为密教一旦被民问接受,就不是政治的力量可以轻易能消除的,所以会昌灭佛对密教在中土流传的影响不会很大的。密教兴盛的原因,对内与其教义,对外与盛唐开放和中外交通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宗教的世俗化也是推进密教的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辨析

由于文化心理学刚刚兴起,概念尚未十分清晰,不同的学者对之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不同学者看法中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基本上都认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是意义;心理与文化相互建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主流心理学不同,主要采用客位研究策略。综合各家之言和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把文化心理学界定为研究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的具有边缘或交叉性质的独立学科。     

“务要良善、勤奋,侍奉神不要懈怠”——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信仰生活掠影

提到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在欧洲音乐艺术宝库中留下的杰出作品。人们关注他,是因为他被史学家们美誉为交响乐与弦乐四重奏之父,被奉为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三重奏的开创者。后辈作曲家们赞美他,是因为海顿发明了奏呜回旋曲式等。但对于激励海顿从事音乐创作的内在动力——基督信仰,却鲜有人所知。     

亚里士多德的个体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弗雷德不仅复活了古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是个体的观点,而且将这个观点也运用到了属性范畴上,提出了与个体实体相应的个体特性的概念。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弗雷德就"个体"(individuals)这个概念,对其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的思想起源做了穷根究底的分析和研究,在对《范畴篇》中许多关键性段落的理解上提出了发人深省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从而成功地为个体实体和个体特性的概念进行了辩护。而在此基础上,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又就个体实体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引入了"忒修斯船"的分析,对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实体的概念提出了富于启发的思索。     

对伦理学的对象的再认识——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和道德现象的科学,也是研究伦理关系及其调整的学问。前者是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后者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伦理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于"善"的领域,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质和核心内容,以非强制性的道德调整为主要调整手段。从伦理学的历史和现实看,伦理关系都是伦理学的重要对象,不仅在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完成伦理学使命的关键所在。     

乐山大佛研究中心“首届弥勒大佛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0年11月20日"首届弥勒大佛学术研讨会"在乐山举行。本次会议由乐山大佛研究中心举办,来自海内外学者龙晦、杨曾文、龙显昭、温玉成、王荣国、邢东风、朴永焕、陈永革、黄夏年、张总、陈德忠、徐文明、董群、黄连忠、杨维中、成建华、张培锋、屈涛、王雪梅、果波、宗音、坚意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     

走进多面的宗教世界——《宗教人类学》第二辑评介

《宗教人类学》已经出版了两辑。第一辑意在为中国的宗教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展示学者"走进宗教现场"的尝试。既有微观层面田野现场的细致考察,亦有宏观层面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探讨与反思。同时"非本土"学者的域外视野,从他者的角度让我们对域外田野现场有所了解,并有机会从他者身上反观自身。尤为可贵的是,《宗教人类学》第一     

修仙的宿命与道教的宗教性——以《抱朴子内篇》为中心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道教长生久视的修行理想往往被视为一种世俗功利,神仙信仰因之被当作盲目崇拜为研究者所不屑。然而,通过对《抱朴子内篇》的宗教现象学考察,我们发现:神仙信仰的确立并非缘于修习者对理性论证的信服,而是缘于为"我命在我"的自由理想所感召,并通过修行实践逐步实现对神仙学说的切身体证。因此,长生追求的本质并非功利,而在于摆脱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束缚,不把解脱的幻想寄托于来世或他人的救赎,而是着眼于此世和当下的努力。这才是道教信仰的真精神之所在。     

《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

根据《太平广记》蛇类故事和龙类故事的记载,论述汉魏至隋唐时期民间对蛇的信仰情况,指出当时的蛇信仰正处于与龙信仰的混淆与渐渐析离时期。一方面蛇具有与龙相同的神圣性,另一方面蛇也开始遭到人们的嫌恶。龙蛇信仰的最终分离,使他们在民间信仰中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其本质差异典型地彰显着伦理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一体两面,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色。从学理上对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厘清两者所代表的中西伦理文化特征的需要,也能为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带来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