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事务条例》深得宗教界人心

《宗教事务条例》的出台,适应了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反映了我国宗教界的普遍要求和愿望,既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宗教现状,也符合联合国人权文书公约的基本精神。它的出台,是我国宗教方面法制建设的新进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党和人民政府在宗教领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尊重和保护人权,真心实意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体现。     

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考

21世纪是人类步入的一个崭新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强烈的冲击,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日益凸现,各地域化之间,各民族化之间的交流、对话、相融甚至撞击、竞争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现代化对传统化,强势化对弱势化的倾泄、排挤和侵蚀。今天,在化全球化的巨风向我们席卷而来的背景下,如何让我们的化之源、化之母——民族民间化得以生存与传承,     

国际关系的伦理审视

探讨国际关系伦理,明确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避免战争,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维护世界和平;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发展,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南北国家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各国必须以伦理道德为依托来解决国际人权问题,必须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确立一个同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相协调的普遍的最低道德标准。     

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对佛教实行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的政策。其中,洪武前期侧重于保护和提倡,后期则着力整顿和限制。明太祖佛教政策的产生,不仅有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喜好有密切关系。明太祖佛教政策的实施,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明初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百姓生活的改善,但也给广大百姓套上更加沉重的封建枷锁;使明初佛教迅速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通,奠定了后日僧寺分立制度,加剧了佛学的衰微。     

以十七大精神为统领 保护和发展原生态民族文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的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这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做好原生态民族文化挖掘、传承和抢救指明了方向。     

建设一种文化生态——以陕县张村地坑院为例

地坑院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民居形式,包含了生态学、美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地坑院本身融合了有形的文化资产和无形的文化资源,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不仅应当寻求对其自然生态方面的保护和研究,更要注重对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乡村发展模式,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心肌保护基因治疗进展及展望

心肌保护基因治疗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本文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心肌保护基因治疗研究的进展与优点,以及存在的安全性、局限性与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并就目前其它领域基因治疗的进展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展望。     

世界遗产专家圆满结束五台山实地考察

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委派,加拿大籍专家桑赛尔（Jim Thorsell）、日本籍专家杉尾伸太郎（Shintaro SUGIO）先生,于9月9日至12日正式对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提名地五台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忻州市委书记张建欣、市长李平社向专家们介绍了五台山的保护历史和措施;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司长王凤武、风景处左小平处长、国家文物局陆琼处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杜越、孔萍、著名文物专家吕舟、崔正森、吴锐、著名自然专家梁永宁、李江海、田永清、杨锐等教授以及省建设厅副厅长任在刚、省文物局副局长高可等陪同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保护的法律对策

虽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和各国立法理念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保护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以至于出现了跨国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益的现象。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收集、保护的传统,同样面临着不断被外国组织或团体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益的现状。我国应当借鉴他国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保护水平。     

传统价值取向对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儿童权利的冲击

在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儿童享有获得治疗权、同意治疗权、拥有隐私权和个人名誉权等权利。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对于来访者权利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公认,但作为特殊的群体,儿童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权利常被忽视。就中国文化而言,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方式是偏向社会取向的,这种社会取向有4个内涵,分别是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因此,当以西方理论为主要指导的儿童心理咨询运用到中国社会时,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这些传统价值取向通过对儿童父母或民众观念的影响,进而冲击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儿童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