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显见义务"论思想探析

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在伦理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修正了康德的义务论,另一方面对后果主义作出了新的批评.但是由于罗斯把增进善看成是一种"显见义务",同时没有提供解决各种"显见义务"发生冲突的优先规则,导致他的理论存在一些内在困境.不过,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对重新思考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麻醉医生是外科的内科医生——浅谈21世纪麻醉医生的责任与义务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西医外科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心脏直视手术,器官移植的巨大成功标志着外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麻醉学科的发展。麻醉医生是外科的内科医生,这句话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麻醉医生在外科领域里所要承担的责任;二是在今后的医学发展中麻醉学研究的方向及自身的义务。本文将从麻醉学科的历史定位、现代定位和责任与义务三个层面展开讨论,为中国麻醉事业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当代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师的知情同意与保密状况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自编“心理咨询和治疗伦理问题调查问卷（咨询师版）”对全国范围内1000名心理咨询和治疗师进行调查,以了解心理咨询和治疗师的知情同意和保密情况。结果发现目前国内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业者知情同意和保密原则的伦理意识和行为比较欠缺,需要增加专业的训练、进行统一伦理规范。     

出租车驾驶员助人行为调查与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出租车驾驶员的助人行为进行调查。149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有效问卷表明：多数出租车司机有着较强的助人意识;随着助人代价的增大．助人会减少;“富有同情心”和“相信好心有好报”是出租车司机助人的重要原因;部分出租车司机的助人行为是出于奖惩等外在因素,有些出租车司机有着较强的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心境、忙闲、互惠原则和命运的相似性对出租车司机的助人行为有一定影响。     

麻醉告知与手术告知纠纷案问题探讨

麻醉告知和手术告知是两项独立的医疗活动,术后不良后果既可由手术引起,亦可由麻醉引起。术后不良后果发生原因的确定应作为医疗纠纷中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案例表明,麻醉告知和手术告知在法律上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依法完善手术风险的告知义务已成为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     

“放弃”或“救治”冲击道德底线——关于有缺陷新生儿救治问题的伦理思考

本文主要通过对有缺陷新生儿的本体论地位和道德地位的讨论,探寻对有缺陷新生儿救治问题的道德底线,进而分析对有缺陷新生儿救治的现实问题。同时,根据义务论和功利论的结合,提出对有缺陷新生儿救治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对于不同程度有缺陷新生儿的具体处置问题的见解。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身份的确认。公民道德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内容就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律。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最深层依据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客观依据,就有可能把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传统道德说教,或者把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已往的道德批判。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诬妄的批判——答邓晓芒教授

邓晓芒教授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他最近对儒家"亲亲互隐"的批判仅是其中一例.此例展示了邓教授之批判的诸多特征第一,邓教授的批判表征为一种典型的"外在式"批判,即通常所谓"以西律中";第二,邓教授对他所批判的对象即儒学缺乏应有的知识;第三,邓教授为批判儒家而不惜曲解其批判赖以立足的参照系即苏格拉底;第四,邓教授肆意曲解论敌以迎合其批判;第五,标榜"客观"、"逻辑"和"理性"的邓教授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倒是充满了情绪、偏见和逻辑混乱.凡此种种,足证邓教授之批判的诬妄性.     

论患者的不真正义务

患者的不真正义务是法律没有规定且医患双方亦没有约定患者必须履行的,医方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而其违反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患者遭受权利减损或者丧失之不利益的义务.主要包括患者的披露的义务、遵照医嘱的义务与签字的义务.患者的不真正义务是不同于患者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一种独立义务.患者的不真正义务不应保护医方使其免于承担治疗失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