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僧俗关系的基本模式

僧俗关系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大小乘佛教的不同思想,即对"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不同强调、戒律的不同理解等;其定位涉及到两大维度:一、住持佛教的重任,二、修行解脱的优先性。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所有教法以出家为教导核心,确立"僧尊俗卑"的伦理模式,同时亦有部派提出"胜义僧"、"在家阿罗汉"等引起冲击。大乘佛教以"广度众生"为实践目标,在"僧俗平等"为基本模式,但是不同经典系统亦有"尊僧"与"抑僧"的立场差别。     

挂钩之鱼

乾隆下江南，望见江湖之上舟楫繁密，随口问道：“这么多的船去往何方?”身边一个随从答道：“回禀皇上，我只看见两条船。”“此话怎讲?”“一条叫名，一条叫利。”乾隆点头称是。林语堂先生在《说趣》一文中又加上了三条船：日权、日色、日趣。很符合中国人“好五”的文化心理，如果不怕拾人牙慧，我倒想再加上一个情字。这六只钓饵色香味俱全，任你出神人圣也难逃脱，更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语言游戏”与“空”——维特根斯坦与龙树之间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龙树的“空”之间存在着不少深刻的一致性，本文拟从语言的性质、悖论问题、哲学的目的三方面来对此进行阐述，并试图说明他们的差异及互补的可能，及其对当代佛学研究的启示。     

“视”、“见”、“知”——王阳明一体观中的体知因素之分析

通过对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论说过程的三个关键动词语式进行语义上的分析与厘清,有助于揭示王阳明思想之中的“体知”性特质。“视”、“见”、“知”在王阳明一体论说之中,都属于生存论、道德论的范畴,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领会王阳明生命智慧的工夫论性质及其知行合一思想皆有重要意义。     

梁漱溟论“见体”与“一体”

梁漱溟受熊十力的启发寻求“见体”,肯认熊十力曾实有过见体经验，并对他的见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见体”意味着超越能所、内外的分别，是本心性体的呈现。熊十力认为“见体”为儒佛两家学问的根本，但其差别在于佛家否认凡夫能够“见体”。对此，梁漱溟认为儒者能够在凡夫位上“见体”,因为一体性是一种先天本性，人通过理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破除局限之后，人心就能恢复其先天的一体性。梁漱溟把熊十力的“见体”置入自己的一体论哲学当中。就儒佛在“见体”上的异同而言，梁漱溟认为佛家讲“圆复一体”,是在“体”上复归于一体；儒家讲“情同一体”,是在“用”的层面达到一体。两家达到一体性的层次不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佛家力求通过极深的修行破除“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而儒家则不要求破除“俱生我执”这一人类先天本能，但主张以心主导形体并超越形体的束缚。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为为学和功夫的开端。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见

真见不见见不见，见见之时见非见，谁道如来有形象，客邪种子落心田。真正见道不是见到一个什么东西，若见到什么东西那是没有见道。这个道就是指那个能见之性，能见之性和所见之境并非二物。如果你见到这个能见之性，这时的见不是看见的见。谁见？见谁？经云：一切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其实是孔子助葬图

历代学者一直以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所描绘的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适周问礼的画面,主旨在于宣扬孔子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其实,"孔子见老子"画像所描绘的是《礼记·曾子问》孔子协助老子"助葬于巷党"的场景,意在表达"巷党"家丧葬礼制规格的严正与宏大。这里的"巷党"就是立于孔子与老子之间的"项橐"。《论语》中的"达巷党"其实就是"大项橐"。     

虚云大师诗歌创作特征析论

虚云不仅是一代佛学大师,而且擅长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造诣颇深。在他笔下,诗歌既可用来表达佛法禅理、禅修心得,又可借之开示学人、劝人起信,与其弘宗扬教的宏愿相契合。虚云诗歌创作特征主要有三:一是注重言志,兼顾缘情;二为取象自然,绘境空灵;三乃不拘格套,有意忌俗。他在僧诗发展史乃至佛教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