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类疫苗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化的思考

基于法的规范分析,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损害责任的法律关系及性质比较复杂,体现了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兼具一般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责任的双重性质,由此导致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案由选择、法律适用及救济路径也各不相同。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损害责任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而二类疫苗的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疫苗的产品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深入分析二类疫苗损害责任的性质,有助于厘清其损害责任的承担,促进其损害救济体系的完善。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制造疾病”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制药企业除应履行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外,因其产品的特殊性还应以“安全、健康”为首要职责,并通过协调自身“福利性”与“盈利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参与和影响新的疾病定义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原因是缺失社会责任意识,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此外,制定主体不明确,制定流程不规范;法制体系仍不完备,监督体系不够健全等也是导致“制造疾病”现象发生的潜在原因。因此,应采取加强制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建设;规范疾病定义和标准制定主体和流程;完善“制造疾病”法律法规和监督体系等措施减少“制造疾病”现象的发生。

     

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个人的伦理责任影响——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可能出现公共利益挤压个人权利的问题,但这种非常态下的权宜之策对阻断病毒传播至关重要,经得起合法性考验。为有效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蔓延,每个人都要承担协调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适度让渡个人权利、参与疫情防控、平等对待患者和高风险地区同胞、合理约束自己需求等伦理责任。相关职能部门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引导树立共同体意识、制定伦理指南、加强沟通解释等方式确保个人的伦理责任落实到位。

     

COVID-19防控的责任伦理考量

在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引发的法律及现实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其责任伦理问题。如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冲突的问题,特殊从业者与职业责任冲突的问题,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主体与个人知情同意的冲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基于责任伦理原则,提出培养个人责任伦理意识,形成群体认知共识、制定特殊人员免责条款,约束集体无意识的责任迷失、政府明确社会组织主体行使公权力的权利及限度等具体对策完善COVID-19防控机制,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促进当前及未来社会的稳定发展。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商业组织与国际法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议题,其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包括商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性和国家利益唯一性的主张受到挑战。全球治理关注国际社会利益,而商业组织对国际社会利益的推动和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事实表明,其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密切相关;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商业组织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此,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应建立商业组织与国际法良性互动的机制,在充分发挥商业组织对国际法推动作用的同时,完善其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制。     

心灵的挑战：医生责任伦理问题与诉求

道德赤字、人性亏损是当代医学最大的危机,单纯法律、伦理、制度已难以管控医生的真实医疗行为,现代医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冲击和人性挑战。作为一种新道德思维,医学责任伦理具有新的精神气质和新的伦理追求,它超越传统的道德思维局限性,以他者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医学责任,开辟了一条解决现代医学面临的道德难题的新路径。责任伦理要求医生不仅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更要具有善良的人格,要践行一种自愿的、主动的、不求回报的伦理责任,让医学技术为社会可持续、为人类健康和子孙后代造福。     

新冠肺炎疫情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存在“科学价值中立说”与“科学家的普遍社会责任说”之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风险社会中,科学家不能持有“事不关己”的“价值中立”态度,而应担负“普遍责任”,他们是疫情防治中的重要行动者。但是,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科学研究不严谨、科学研究政治化等科学家社会责任缺失现象。需加强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建立重大疫情科学决策咨询制度、改革科技评价方式、精英决策与民主决策相结合、保持科学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合理张力。     

压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把好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第一道关口”北大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近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为宗教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平台和手段,网上既有通常的宗教信仰表达,也存在各种涉宗教负面信息和非法活动,网上甚至还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披着宗教外衣传播分裂、极端思想,以及一些组织和个人开展非法宗教活动等,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势在必行。     

科技伦理责任功效探微

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引发了社会对于科技伦理责任的关注。本文主要对科技伦理责任功效问题进行探讨,指出科技伦理责任能够提供科技进步的精神动力,引导科技行为的道德选择,影响科技主体的价值信念。同时,分析了科技伦理责任功效的实现基础,即观念、态度、动力和控制四大系统。     

人工道德能动性的三种反驳进路及其价值

随着智能机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艾伦等哲学家提出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构想,目的是让机器成为道德行动者。然而,这种构想引发了众多哲学家的反驳。这些反驳可以概括为三大进路: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无自由反驳、以知璨·赫为代表的无责任反驳和以斯塔尔为代表的无意义反驳。从表面上看,三大反驳进路都是从人类的道德能动性出发,通过人机在道德性上的本质差异,进而否定机器拥有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它们都根源于道德上的有机观点,即认为无机物的组织系统拥有道德能动性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对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反驳有某种破坏作用,但它却有助于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支持论者及时调整目标,以及促使他们反思机器伦理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