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行使的伦理规制

国家健康权力是由国家行使的专为对社会民众或其他主体的健康权利进行权衡、协调和确认之力。它包括健康定义权、健康立法权、健康资源配置调节权等权能。国家通过权力认可健康概念、制定健康法律法规、协调健康人力和物力资源。在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在疫病防控、人员物资调配、疾病检测、疾病治疗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健康权力行使过程中,既受医学伦理原则的制约,又赋予"生命神圣"、自主、行善、不伤害、公正原则以新的涵义。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的病因学及其启示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率高,现有的治疗方法疗效差,总结20年来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研究中病因学方面的新认识,通过对病因的哲学思考可以为今后的治疗方向提供一条思路:两病同治;应提倡药物治疗、认知干预和社会支持综合的治疗手段。     

骨折治疗方法与原则的最优化历程

多年来骨折治疗,新旧技术、新旧理论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使得临床疗效显著提高,现阶段理智的临床医生应该融汇各家之长,多方互补,对每一位骨折患者的治疗都应该按照最优化的原则进行。但是在医疗过程中总存在着如方法选择不当或者错误,过度治疗,医患信任危机,医疗伦理道德的丧失等情况,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     

两种“内在价值”理论之争——重审摩尔对布伦塔诺的批评

在"是否承认内在价值"的问题上,摩尔属于布伦塔诺少有的同盟者,不过在一些重要方面摩尔却对后者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内在善好"概念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的说明方式没有清晰认识到"内在善好"仅仅取决于相关对象的内在本质而与情感无关;在偏爱原则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混淆了正当性的程度差异和正当的偏爱情感,而没有认识到前者才是决定价值排序的本质要素;在总量原则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没有恰当认识到在整体和部分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会导致恶劣的道德后果。通过重新审视上述批评可知,布伦塔诺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应摩尔对其的批评,而且在"内在价值"理论上,他提供了一种与摩尔不同甚至更加精致的理论形态。重审及回应摩尔对布伦塔诺的批评也有助于弄清"内在价值"这种"实事"本身。     

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理论争议和研究证据

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不同关系类型做了详细梳理并总结了争议的原因。结果发现,目前理论上的争议可归纳为四大类：负相关、正相关、不相关以及U形关系。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数字媒体的使用性质、心理健康的内涵、研究的取向和设计形式以及被试群体有关。该结果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动态并批判性地看待既有研究结果。未来应将数字媒体使用做精细化区分并加强实验研究准确揭示因果关系,以便厘清该领域的争论。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生态关系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社会及个人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更是首当其冲。依据Bronfenbrenner的生态学模型,该文从微系统、中系统、宏系统以及处于生态系统中心的青少年自身4个方面,分别论述了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提供了有关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方面的一些初步知识     

光和盐的呼召——新约伦理与社会责任

圣经中有许多宝贵而丰富的信息,教导人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发挥正面的影响力,给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注入清新活泼和有盼望的气息。在旧约中,先知弥迦的话,一语道出蒙召之人的生活原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对地方特招大学生干部培养使用的思考

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新军事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地方特招大学生入伍就是我军为改善我军干部队伍结构,全面提升军事队伍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特招大学生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我军全面建设的质量,因此,加强地方特招大学生干部的管理和使用,把他们培养成为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就成为当前我军全面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法律思考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是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存在规定原则性过强、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对侵犯患者利益的救济途径不明确等不足。应从确立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相关规定具体化以及适度运用紧急避险原则等几方面完善我国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