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性使用互联网的界定与测量

病理性使用互联网（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是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心理疾病。很多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使用过度或不当是病理性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该文对病理性使用互联网已有研究的概念的界定与测量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整合,讨论了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界定与测量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大学生网络成瘾：背景性渴求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态度的交互作用

基于整体-交互作用模型,选取北京市某高校所有大一学生2511名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考察了大学生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的特点及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并就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态度对网络成瘾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1)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相比,网络成瘾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更高,所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更多,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更积极;(2)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各维度、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3)背景性渴求中的积极结果预期与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对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在低积极结果预期条件下,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可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程度,而在高积极结果预期条件下,同伴态度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论:外因在内因比较微弱的条件下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     

弗雷格定理:一个导言

戈特洛布·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建立一种数学哲学———逻辑主义:算术真理都是逻辑真理。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罗素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工作。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弗雷格那里隐藏着另一个证明:算术公理可以纯粹逻辑地从休谟原则推出。休谟原则是说,概念F的数和概念G的数相同当且仅当存在F和G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结果被称为弗雷格定理,它引发了一种新的逻辑主义的兴起。     

国企改革与发展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企业追求和创造经济利润的过程 ,并不全然是一个经济数量关系的组合过程 ,也必然是一个伦理抉择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有企业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手段 ,满足人民需要才是目的。因此 ,利润合理化、利益协调、以人为本是国企改革发展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     

积极心理学的繁荣与演变——阴阳辩证哲理的回归

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在适应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特质、积极主观体验以及实现积极自我和成长的适应性认知和行为的科学。由Seligman(1998)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运动经过十年繁荣,在三个研究支柱的基础上增加第四个支柱积极的关系。由于积极心理学拒绝消极作为其中的范畴,Wong(2011)掀起积极心理学第二次浪潮,转向研究积极-消极的共生关系。并且,引用中国哲学思想,把阴阳之间的辩证互动原则作为积极心理学第二次浪潮的基础,研究积极和消极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实现人类美好幸福生活和繁荣。     

百善孝为先?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基于双元孝道模型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考察双元孝道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并检验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以1152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双元孝道信念量表、非适应性认知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互惠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负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权威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正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2）非适应性认知在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互惠性孝道负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非适应性认知正向影响网络成瘾。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信念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成瘾;而且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具有相反的作用。     

儿童网络使用与学业成就：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摘 要 为探讨网络使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自我效能感理论的角度使用问卷对425名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网络使用完全通过学习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学业成就;（2）学习效能感中介作用受到开放性的调节,即在开放性高的个体中,学习效能感在网络使用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开放性低的个体中,学习效能在网络使用与学业成就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揭示了网络使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家长、教育工作者根据儿童的个人特质对网络使用进行适度引导有启示意义。     

国外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新进展

近五年来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始终围绕公共健康、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这一主线展开探讨,而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公共健康伦理的分析方法与公共健康伦理的教育普及则是其中的理论热点。关于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问题有特定原则、中层原则和主导原则等排序主张。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分析方法有美德伦理方法、公共善方法和罗尔斯主义方法等。让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理解公共健康伦理知识,提高道德能力和培养职业道德情操则是公共健康伦理教育的重要目标。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